地方政府通常把征兵指标分配给各个区县和村镇,但省级领导人往往难以有效管理基层的兵役执行情况。具体执行的方法要看当地官员的品格高低、责任强弱以及办事能力如何，可惜这些恰恰是基层干部最欠缺的素质。

1、逼民为匪的现象

各省在实施兵役制度时，普遍存在不少难题。1942年，四川的负责人张群承认，当地征兵工作混乱不堪，效率低下且充斥腐败。令人惊讶的是，标榜为模范区的广西，在执行兵役规定时同样面临严重阻碍。广西省在战前是内地极少数几个实施固定兵役制度的省份。抗战爆发后，广西省内政依然维持高度自主权，但征兵政策遭遇严重内部抵触，导致1940年代逃兵现象急剧增加。

其他省份的情况就更差了，远远比不上广西。例如，福建省征召的壮丁逃跑的比例超过了一半。兵役给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压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政府表示不满。

而一个明显现象就是土匪问题的持续化、严重化和普遍化。

江西、甘肃、陕西、四川、湖北、湖南、贵州等地都出现了匪患，规模庞大，行动猖獗，参与人员包括脱离军队的散兵和受压迫的平民。这些匪徒甚至一度袭击了成都市的双流飞机场。每逢重大战事，部队对人员的需求会迅速增加，这就迫使当局动用强制措施来弥补兵力的严重不足。

1939年往后，四川地方出现了好几次大范围的社会动荡，起因都是民众反对当局强制征集兵员的行为。

在后方某个区域，一个自称“东南抗日建国军”的团体颇为引人注目，他们不侵扰百姓，专门针对当地保甲长、税务官和征粮员实施打击，然而地方官员不敢向上级汇报此事，原因是倘若上级得知并派兵清剿，当地民众会反过来声称并无匪患，请求政府撤销军事行动。

倘若当局决意清剿，民众甚至要向官府缴纳巨额费用，才可能获得官府不派兵清剿的许可。倘若费用不够，当局或许会索要更多的费用。

某个乡镇必须缴纳十万元启动资金，才能让军队放弃清剿行动。部分地方当局竟然与土匪私下和解，接着公开吹嘘清匪成果，以此蒙蔽上级。随后，他们又向更高层申请奖金。

不少匪徒的滋生源于官场败坏，百姓反而甘愿与强盗为伍，不肯盼着官军剿灭，由此看来，官府的残暴远甚于匪患本身。

一个突出的例子发生在1943年春季，张群私下向王世杰表达了他的担忧，强调四川各地形势险恶，盗匪活动猖獗，究其原因，是由于征兵和征粮的苛政所引发。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张群当时担任四川省主席，却对明显存在的政府管理缺陷无能为力，这表明位于成都的省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根本缺乏约束力。同样情形在其他省份也屡屡发生。

可以说，那个年代山贼横行的状况十分显著，不过官府、百姓、盗匪三方之间的互动相当错综，具体情形要看地方而定。有些区域里，民众和山贼界限模糊，联合起来对抗当地掌权者，另一些地方则山贼与乡绅、保长、保安队、特务队互相勾结，一同对付更高层级的官员。当地官员为平息纷争，也会与强盗达成默契。强盗得以分享地方收益，或与地方当局联手对抗驻扎的军队。这些做法的共同特征，恰恰揭示了重庆当局权力无法触及的广大区域内所存在的野蛮景象。

2、强征民伕

与征兵联系密切的，还有政府运用多种手段强行征用民夫。虽然中国数量庞大的农业人口足以满足劳动力需求，但地方当局在征用民夫时，常常会使用蛮横、草率以及凶狠的方式。在农作物收获期间，当局强制要求乡村居民乃至孩童暂停田间工作，转而参与搬运或基建任务。官方既不提供报酬，也不为农民离家时田地耕作提供帮手。这种情况自战事爆发之初就已相当常见。

据行政院1939年呈报，仅在重庆市近郊，为配合国民政府迁都，已征调众多民众参与工程建设，包括兴建厂房、建造房舍及办公场所，同时进行山地改造、开辟道路，并负责物资的运输工作。根据当时估算，全国每天可能有超过千万民众辛勤劳作支持抗战。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战争后期，政府对于民夫的需求持续增长。一个显著的案例是建造能够起降美国B-29大型轰炸机的成都航空要塞。在缺乏现代机械设备的条件下，政府动员了大约四十万民夫，在三个月内不分昼夜地，仅凭人力完成了这项艰巨的建设任务。

这项建设无疑为日后的抗日斗争提供了强大支持，然而百姓所承受的苦难却难以言喻。

招募工人时，普遍情况是，战区长官指示省府走官方途径，让保甲组织下乡征召，强制摊派给村民，但有时部队会蛮横行事，直接插手，引发民众强烈不满。

军队同样采用这种方法招募搬运工。因为打仗时缺少运输工具，部队的后勤保障特别不易，常常需要靠人肩挑背扛。每当敌军来犯之际，路上满是逃难民众，阻碍了车马通行，这种情况难以制止。而且，投靠敌方的奸宄常常混迹于这些逃难者之中，暗中发射照明弹，为敌机指示地面目标，使其进行轰炸。

1942年岁末，湖北省在征用民工方面情形迥异。省政府所辖区域里，雇佣的民工每人每日能依据规章领取两元整的固定报酬，还会另外发放九角钱的蔬菜补贴，以及五角钱的草鞋补偿，至于饮食茶水等相关开销，则由官方负责提供。在第五战区兵站总监部直接管辖的区域里，每个士兵每月只能领到4-5角钱或者完全没工资，导致农民每次出勤都要自己掏30-50元，对于那些不服从命令的士兵，会遭到棍棒毒打或者枪决，结果一年内，有上千人因为当兵而丧命。

一次劳役动辄持续二十天之久，致使农田大片闲置无人耕种。据军法总监部稽查人员所呈文告称，第五战区境内民众需为军队运送粮草，必须昼夜不停地劳作，就连孩童和老人也难幸免。与此同时，部队成员却疏于训练，拒绝执行任务，将百姓视作牲口般驱使。

这种情形应该不限于第五战区，而是全国的缩影。

军队在征兵征伕方面，同样难以抵御丰厚的物质利益引诱，直接深陷其中。由于抗战带来的军事压力，以及指挥体系的混乱低效，部队长官得以随意跨越军事与行政的界限。部分军官表现出明显的旧式军阀习气，不仅直接发号施令给县长，还时常对地方官员进行言语或肢体上的欺凌。在特定区域，军人还擅自决定乡保长的任免，并插手当地帮派之间的纷争。

多地呈现区域性军事把持态势，类似"地方霸主"。1944年陕西修筑西荆公路，中央政府拨款三千万，意图雇佣民夫施工。然而，这笔款项被当地官员贪污，民夫最终未得一文。

3、地方派系的影响

兵役工作显现出中国军事与政治重心从东南沿海省份转向西南内陆地区的重大影响，这种情况与战时政府其他施政项目类似，都暴露了这一战略调整带来的严重后果。

1937年7月至1940年2月期间，国民党军队的兵员构成在各省籍分布上相对均衡。具体而言，四川省入伍人员仅占全国总兵力的14.8%，西南地区各省份合计比例也仅为27.1%。然而，随着1939至1940年政府被迫迁往西南地区，这一格局逐渐出现转变。

比如，四川省在1941年招募的兵员数量已经达到了全国总兵额的五分之一，到了1945年，这个比例进一步增长到了百分之三十点二。在同期，西南地区在1941年征集的兵员占全国总兵额的比例为三十一点三，而到了1945年，这一比例已经增长到了百分之四十二点九。

毫无疑问，到了战争后期，支撑长期作战所需的人力物力，基本都源自西南地区各省份。这种急剧增长的依赖关系，必然为地方势力派头面人物干预中央决策时，提供了有力的资本。

一个突出的状况出现在1945年春季，那时国民政府为响应美军在南方开展的全面反击行动，因而着手向各省份募集士兵，不过国民政府无法依照人口比例遵循国家征兵条例，务必由蒋介石亲自出面与各省份展开政治层面的协商交涉。

一个突出的状况是他为了兵役工作，特意致电云南龙云，态度恭敬地恳请云南允许调拨八万到十万的青壮年，并且承诺在抗日战争期间不再向云南省征兵。他在电文末尾表示，倘若能够获得蒙龙云应允，那么他的兄长不仅会在国家民族上建立功勋，这份功绩将永远铭记于心，并且个人内心的感激之情更是难以言表。这种放下身份的恳求和示好，丝毫不见所谓“委员长”对部下发布指令时的姿态。

另有一种状况是，重庆市当局在1940年以前，仍然能够时常从各省的保安部队里调遣人员去增强正规军的力量。不过到了1940年，这种做法已经不再可行。此后，中央当局一般会从各省份征召的青壮年里面，优先为当地武装力量补充兵员，不管这些部队是驻扎在本省境内还是省外。四川省杨森部队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杨森来自四川广安县，在抗日战争期间，不管他的部队驻扎在哪里，所需人员都必定从广安以及周边几个县招募。这种策略既有助于稳定地方实力派正规部队的番号，也能增强地方的非正规武装力量。

广东省的保安部队能够直接向省政府的保安司令李汉魂申请增补新兵，李汉魂会立刻指示行政督察专员负责提供新兵，这个过程无需通过师管区系统。这种操作方式使得省内保安部队获取新兵的优先级高于正规军，同时新兵也更倾向于加入保安部队，原因是他们能够留在本省，不必前往前线参战。

与之前情况不同，中央军的人员补充直接在其驻地周边地区招募新兵，这种做法主要是为了便利后勤保障，不过同时它也无可避免地改变了省籍部队成员对家乡的认同感。过去依照旧时征兵办法，乡邻们常会集体入伍，指望能被编入同一支部队，以便继续相互照应。然而现行征兵体制下，同乡同里的青壮年极有可能被分开，分配到不同的部队，这就容易激起他们想要躲藏的念头。

根据张发奎的观察，当部队驻扎在士兵家乡省份时，逃兵数量会相应增多，原因是士兵对当地道路非常熟悉，便于逃回老家。而一旦部队转移到其他省份，逃兵比例就会明显下降，因为士兵们不熟悉新环境的地理状况，难以找到回家的路径。当然，在遭遇战败或部队迁移期间，无论是来自本省还是外省的部队，都会出现大量士兵逃跑的现象。

换句话说，依靠本省招募且驻守本省的部队，其兵员来源最为稳固，脱逃现象也最为罕见。以保安队为例，它们并非正规军，这种安排进一步增强了地方势力对抗中央的能力。

相比之下，中央军队的补充却是随机指定，没有地区考量。

长远影响是调整了各大军事势力间的力量对比：原先各地保持的势力均衡状态，转变为西南区域武装力量地方观念持续强化，与此同时，国家军队成员的出身差异越来越显著，集体归属感逐渐减弱。

若我们回想中央军在南京建立十年的时间里，多数士兵来自长江下游的省份，当这些地区被敌人占领后，中央军不得不在长江上游和西南各省的兵员基础上打造新部队，与此同时，那些原本来自这些省份的地方武装势力却能继续依靠传统兵源，稳固其地方统治根基。

通常情况下，会将新兵派往同省的部队。例如，当广东部队驻扎在湖南省时，仍然主要使用广东籍的新兵进行补充。云南省，广西省等省份也采用类似的策略。这么看，将抗战比作各地民众联合的熔炉，实在过于理想化了。坦白讲，来自湖南的士兵在广东部队中根本无法立足，所以自然不会被派去那里。

4、国民政府自身的缺陷

1939年与1940年之交，中央部队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央政权也只好退守腹地，多年积攒的财富被迅速消耗，这就导致中央政权同地方将领的关系，逐渐转为直接对抗并且不断恶化。直至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当局在全国军事力量对比上始终处于不利地位。

中央军的职责在于召集残余部队加以整顿和操练，组建新番号的军队，这些部队既要不断与日军交战（包含在缅甸的战斗），又须时刻警戒那些抗日意志不坚定的部队，并封锁共产党的边缘地带，然而它们在上述各项任务上都未能有效执行。

地处西南内陆的重庆当局唯有利用本土物资，方能支撑旷日持久的战争，与此同时，若要充分运用后方条件，又须确保地方政权稳固，并争取民众广泛支持。这就使得中央政府的西移与地方上的军政势力先前拥有的既得权益不可避免地产生正面交锋。在往后的年月里，蒋介石及其支持者显然是主张开战的，即便他们的作战能力并不稳固，但是坚持抵抗到底终究是唯一途径。

地方派系并非等于主张议和的阵营，也不见得都是渴望停战的人选，不过这些派系在决定是否议和或继续战斗时，始终以保全自身势力为首要原则，所以他们的态度更加灵活多变。这两类群体之间出现分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国民党政权的根本弱点在于，它既没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威慑地方军阀势力，也无法寻找到除武力手段之外的解决方式来化解与他们的矛盾，始终未能赢得地方军人毫无保留的拥护，同时也没有着力提升自己动员民众的能力，不曾尝试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即群众运动）来动摇地方实力派的权力基础。

重庆方面的当局，沿袭了南京旧有的做法，这种做法是出于一种惯性，并非主动为之，目的是为了保持当前的社会和政治局面稳定，不想经历艰难的斗争，因而决定与地方的权力集团达成和解。所以，政府提出的各项变革方案，其范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只能推行那些地方上的统治者能够接受的措施。

从这可以看出，后来的历史发展也在情理之中。国民党自身并未革新过去陈旧的官僚运作方式，没有认识到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参与价值，又因为人才匮乏和组织松散，只能依靠地方政府的既有人员，结果各项政策在推行时完全被大后方省份长期积累的各种问题所困扰。

值得留意的是，中央当局遭遇地方势力失控的情况，自淞沪战役失利后便初见端倪。1937年岁末，行政院曾派遣要员组前往华中诸省考察，该次考察后提交的文件直指各省政府编纂的政务记录纯属虚构，所报的保甲系统、壮丁操练等事项皆徒有虚名，上下相互欺瞒，此等现象被视为中国政治体系中由来已久的顽疾。

这个现象到了抗战后期和进入内陆省份就更形严重。

5、恶政带来的后果

国民政府颁布的新规，初时给人留下一种决心执行并确保成功的印象。1941年6月，在第三次全国财政大会上，中央方面着重维护经济秩序，同时指出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在于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

蒋介石还说过：粮食事宜，关乎我们抵抗外敌与建设国家的成败。1942年，蒋介石又把粮食供应和兵役征集看作政府最核心的职责，要求县令们必须倾尽全力去落实这两件事。不过即便当局多次敦促，各省的政情依然没有出现显著变动。县令、乡绅、保长这些人，要么就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实权人物，要么是更大势力派驻此地的代表。

地方官员的腐败与低效最严重地损害了中央政府的利益，中央既无法加以制止，也无法取而代之。国民党政府无法实施严格的纪律，一个统计数字足以证明：在抗日战争最后阶段，全国只有35名官员因粮食政策执行不力受到严厉处罚，而干部们的违规违法事实却非常严重。

抗战接近尾声之际，国内经济与政治形势之糟糕已达极点。国民政府于1944年末失去的领土与民众数量，多于1938年至今任何一年。

重大财产损失，资本外流，日军入侵完全毁坏了中国仅有的经济基础。一方面，物价飞涨不仅耗尽了闲置资金，导致守信的商人都去搞投机活动，而且对城市住户、军人、劳动者、脑力工作者和政府雇员的生活，也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冲击。

另一方面，田赋和兵役政策不仅破坏了农业活动，更将大部分战时经济压力施加给乡村里最贫困辛苦的农民群体。他们之中许多人还因不合理的兵役制度承受了无数苦难，包括屈辱对待、肉体惩罚、疾病痛苦以及死亡威胁。无论身处都市还是乡野，富有势要之辈总能规避各种义务，并且趁着危难之机谋取暴利。

纵观八年抗战历程，中国乡村民众承受了最为沉重的负担。民间流传一种“四献”的说法，具体表现为贡献财物，提供劳力，缴纳粮食，以及牺牲生命。这种说法凸显了普通百姓的巨大牺牲，任何其他群体都无法企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