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怀仁堂所发生的梁漱溟先生与毛主席的交锋，我身为会议的现场工作人员，亲历了那幕场景，目击且耳闻。时至今日，那情景仍历历在目。梁老先生立于台前，不时转过身去，回首发问或提出质疑。整个会场一片寂静，偶尔可听见呵斥声此起彼伏。

1953年9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在京召开了扩大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会上发表了关于总路线的报告，并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在会议的各个阶段，梁漱溟先生均积极发言，就农村问题提出了若干与主流观点相左的看法。11日，他在发言中指出：“工农生活差距悬殊，犹如九天与九地之别，而农民更是被禁止进入城市；革命虽起源于农村，然而一旦进城，许多人便将农民遗忘。”他的这番言论，当时被视作对总路线的质疑。

9月16日至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办了第27次扩大会议。在京的全国政协委员，如梁漱溟先生，亦受邀与会。在会议期间，梁漱溟先生针对农民问题连续发表了两篇演讲。其核心观点主要在于指出，随着我党进入城市，似乎有所忽视农民群体，甚至出现了“遗弃”的现象。当前，工人与农民的生活水平差距悬殊，宛如天壤之别。

梁漱溟的言论自然招致了严厉的抨击，被指责为挑动工农矛盾，破坏工农团结，违背总路线。更严重的是，他被指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这一系列反动思想体系的代言人，以隐蔽的方式对抗我国”。在此次会议上，对他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揭露”，认为他是个“伪装得极为高明，暗箭伤人，以笔代刀”的杀手。

鉴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扩大会议）的会期仅为三天，且梁漱溟作为政协的列席代表，因此，后续对梁漱溟的批判工作便由全国政协承担。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之后，梁漱溟数度致信毛泽东主席进行自我辩解。首封书信于10月4日发出，表达了他对自身错误的逐渐认识。第二次通信发生在11月13日，他随信附上了两篇文章，并明确指出这封信是为了“阐明我未能充分表达的心声”。所附文章包括一篇新作的《我所要建议的是什么》和一篇旧作的《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第三次通信则是在11月23日，梁漱溟质疑自己究竟犯了多少错误。

自9月18日政府会议将我的问题提交政协全委会处理至今，已历时两月，处理方案尚不明朗。我揣测，或许应当进行公开的自我批评。在此，我恳请领导给予我一定的指导……关于我自身存在的诸多错误，我必须在思想上进行深刻反思。待我理清思路后，再进行公开的检讨，或许会更为妥当。

志士仁人，舍我何求？

梁漱溟先生仙逝之际，其生平介绍中提及：“梁漱溟先生诞生于甲午战事爆发前夕，与众多同代志士共赴民族独立、国家强盛的追寻之路。早年，他曾倾心于君主立宪的构想，继而深入研习西方政治体制。先生曾投身同盟会，积极参与辛亥革命，后转而致力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探寻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途径，并身体力行，投身于乡村建设的伟大实践。”此段描述如实反映了先生的生平轨迹。他的思想，自然烙印着家庭与时代的印记。在探索与追求的道路上砥砺前行，亦是情理之中。

梁漱溟生于一个封建世家，其祖父与父亲均为清朝官员。清朝覆灭后，梁漱溟的父亲梁巨川选择在积水潭投水自尽，他在遗书中表达了自己“殉清即殉道”的坚定信念。梁漱溟在年幼时，未能深刻领悟父亲的精神，直至父亲离世，方始有所“醒悟”。

在其著名的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他明确提出，中国若欲寻求发展之道，必须秉持儒家思想。1917年10月，他受聘于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彼时，蔡元培先生担任校长一职，倡导兼容并包、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实则，梁漱溟的见解与五四运动蓬勃发展的革命思潮相悖。他坚定地维护孔子的思想，并反对对孔子进行彻底的否定。

梁漱溟先生深信，中国构成了一种独特的“伦理为本，职业分流”的社会形态，并主张应从乡村着手，利用教育这一工具来进行社会的革新。“若西方社会可称之为阶级对立之社会，那么中国则是职业分流的社会。”1929年，他在河南的《村治月刊》上发表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文，强调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利之后，若不开辟一条能够让社会中的有力人士奋发有为的道路，青年们将无路可走。1931年，他离开河南，抵达山东邹平，创立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积极推动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先生立志于从乡村建设的路径出发，探寻一条适合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尽管他的这一系列努力因抗战的爆发而被迫终止，但最终以失败告终，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深刻地认识到，尽管倾注了“毕生心血，全力以赴”，他的夙愿依然难以实现。他始终坚持己见，不随波逐流，这或许正是他在同时代知识分子中赢得尊敬与推崇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引发顶撞事件的关键因素。

团结抗日奋斗

自卢沟桥事变爆发以来，我党积极倡导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成功促成国共两党携手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局面。在党的有力推动下，国民党政府举行了国民参政会，邀请了众多主张抗日的党派及社会贤达参与，其中梁漱溟便是其中一位，共同商讨国家大计。翌年1938年初，梁漱溟莅临延安访问。

1939年十月，武汉陷落之际，蒋介石转而采取消极抗日的态度，转向积极反共，局势陷入极度危急。在此背景下，部分参政员中的抗日党派以及梁漱溟等爱国志士，亟欲团结一致，与共产党并肩作战，坚守民主原则，共赴抗日之难。同年十一月，梁漱溟等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并当选为常务干事，其中黄炎培担任主席一职。“统一建国同志会”虽然成员有限，但其成立有力推动了各党派在组织层面的初步联合，为后续“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1940年10月，国民党启动了第二次反共浪潮，对主张抗日的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实施了严厉镇压。此举不仅践踏了民主，更意图消灭异己，接连逮捕了杜重远等民主人士，拘禁了马寅初，并封闭了邹韬奋在各处开设的生活书店。至同年12月，更无端剥夺了陶行知、胡景伊等一批积极主张抗日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参政资格。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各抗日党派愈发强烈地感受到，为了抵御国民党的打压，推动民主运动，以及团结抗日，有必要进一步紧密地联合起来。

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的“特园”悄然诞生，与会者共计13位，梁漱溟便是其中一员。作为三党三派中乡村建设派的代表，他被推选为该三党三派政治联盟的中央执行委员。在此期间，梁漱溟对中共参政员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构建民主联合政府之倡议给予了积极支持，并为此不懈奋斗，旨在维护民主团结，共同抗击日本侵略。

梁漱溟及其同盟的其他领导人共同意识到：“唯有摆脱蒋介石的掌控，我们方能畅所欲言。”于是，同盟总部委派他前往香港创办报纸。1941年5月，梁漱溟孤身一人抵达香港，在中共香港办事处的热忱帮助下，“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历经重重难关与阻力，终于在9月18日于香港问世，梁漱溟担任社长一职。尽管“民主政团同盟”此时已然成立，但尚未对外公开。

10月10日，《光明报》刊登了一则启事，向全球宣告了除国共两党之外最为重要的政治团体——“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正式成立的消息，并公之于众其政治纲领。然而，这份盛景并未持续太久。到了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的战火蔓延至香港，《光明报》的发行仅维持了短短三个月便被迫暂停。与此同时，梁漱溟亦不得不离开香港，远赴他乡。

抗战胜利之际，我国各界人士积极投身于和平谈判的浪潮之中，同时坚定不移地秉持着走中间道路的方针。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梁漱溟是民盟的九名代表之一。在1月15日的大会上，他代表民主同盟对提案作说明，主张两大原则：首先，主张军队应脱离党派，归属国家管辖，现役军人应脱离党籍，以确保军令政令的完全统一；其次，建议大规模裁减常备兵额，并推广国民军训。他强调，“军队应归属国家，全国军队应严格按照整编计划，切实进行缩编”。

在参加完政协会之后，梁漱溟再次踏足延安。在毛主席亲自接见之际，毛主席直言他是“中间偏左”，这无疑是对他在政治立场上的高度认可。进入七月，李公朴与闻一多不幸遇害。紧接着，在八月三日，梁漱溟与周新民受民盟总部之命，前往昆明展开调查。至九月三十日，他们公开发表了《李闻案调查报告书》，书中以铁证如山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所犯下的罪行。

1946年圣诞节之际，北大学生率先发起了针对美军暴行的抗议活动，此事件迅速引发了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学生运动，反对美帝和蒋介石的浪潮波及各地。民盟等民主党派亦积极响应，与中国共产党并肩作战，共同构成了解放战争中的“第二条战线”。到了1947年3月7日，国民党政府强行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南京、上海、重庆等地负责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及工作人员全面撤离，随后民盟总部迁至南京梅园新村的中共办事处。

民盟在国统区内坚持公开、合法的斗争，此举引发了国民党的深深恐慌与敌意。10月27日，国民党官方宣布将民盟定性为“非法团体”。11月5日，民盟总部无奈之下只得宣布自行解散。梁漱溟首先辞去了民盟秘书长的职位，随后又发表了《希望民盟总部根据政府意见宣告民盟解散》的声明，随后他选择了退出民盟以及和平谈判的行列。紧接着，他又表态称，他将只就政治问题发表言论，而不再采取行动；他仅代表个人，而非组织，不隶属于任何政党。

在旧政协会议落幕之后，他预判将组建联合政府，并认为在一段相对漫长的时期内，我国政治有望步入正轨。（出自许水涛所著《梁漱溟之子梁培宽访谈录》，收录于《口述历史》第4辑。）随着国民党发起了内战，如同许多人一般，他在政治上构建联合政府的愿景似乎已告破灭，然而，对于国民党仍存有一丝幻想。“在国共最后的和谈阶段，民盟以及第三方在他主导下，曾提出一项对国民党有利的方案，然而其缺陷一目了然”。

（《访谈录》）回顾1953年的那次顶撞事件，周总理提及了梁漱溟在和平谈判中的表现，毛主席紧接着指出：“在咱们与国民党进行的两次和平谈判的关键时刻，梁先生的立场明显是偏向蒋介石的。蒋介石所谓的同意和平谈判，不过是虚与委蛇。今日与会者中，不乏来京参与和谈的代表，他们应当清楚蒋介石所谓的‘和谈’究竟为真还是为假。”

国民党统治区的白色恐怖日益加剧，梁漱溟对“联合政府”的梦想已成泡影，但他对国民党确也存有幻想，他想的是中间路线。自称，“四十余年来，我始终在中国的问题与人生的课题上沉思不已，经历起伏，虽无定论，但种种思绪相互交织，恰似相互补充，共同助力。”

在此阶段，他陆续发表了若干谈话与文章。正当解放战争步入反攻的关键时刻，他发表谈话称：“民盟坚决反对任何政党动用武力。”1948年10月28日，他在南京以出乎意料的手段向周恩来提出了一项“调解计划”：提议中国共产党放弃部分解放区，并同意召开国民大会。周恩来当场愤慨地指出：“你的这一‘计划’，让我们认清了梁先生的真面目，你不过是一个伪善者，曾欺骗了我们。”

1949年2月，北平已经和平解放，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尚未召开，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在即，蒋介石在解放军大举渡江以前，为了苟延残喘，获得休息整补的机会，曾放出和平空气。他也趁此机会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了数篇袒护国民党的文章：《敬告中国共产党》、《论和谈中的一个难题》等。对中国共产党他明确表示，“我愿成为你们的诤友”，“既然你们坚持一边倒，为何不探索第三条道路？若你们坚持专政，我认为民主自由更为可取”。

“革命并非仅是消除邪恶，若将昔日‘替天行道’的理念应用于革命实践，那实则是对革命理论的误解”，“我始终对中共过度使用武力持反对态度。若武力斗争持续下去，我不否认在一年之内实现全国统一的可能性……然而，我敢保证这不会带来稳定，统一恐怕难以持久”（《致中国共产党》）。他认为，中共提出的惩办战犯在和谈中构成一大难题，“我并不赞同由共产党将国民党人士拘捕定罪，实际上也难以实现，这样的做法似乎将一切对错都归结于胜负，毫无意义……我呼吁每一位中国人都应坚守人格尊严……”

他所倡导的措施包括：“国民党成员全部辞职，闭门反省；共产党暂停军事行动，表达深切歉意。”由第三方“推举五至七位信誉卓著的‘公正人士’进行调查与审判”。“勇于接受正确，羞于使用暴力”（出自《论和谈中的一个难题》）。这难道不是迂腐的见解吗？他未被邀请参加新成立的政治协商会议，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1950年1月，应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邀请，他踏上了从四川至北京的旅程，并在全国政协委员的行列中新增了名字。《访谈录》中记录了他的心声：“他以满怀期待的姿态迎来了新生的政权，与众多爱国知识分子并无二致。”然而，他一面坦诚地表示，“今日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大局，自然应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卓越贡献”。（同源资料）另一面，他却直言：“我对于任何事务都坚持独立见解，自信之强未曾有减。即便是在来到北平之后，我依然未曾完全信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51年11月，在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

狂者勇进，狷者慎行

“依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表示质疑”，在公开平台上发表此类言论，在20世纪50年代初实属罕见。在阶级斗争的汹涌浪潮中，直言不讳并非易事，众所周知，直言往往意味着沉重的代价，梁漱溟便是其中的代表。他在政协会上的发言，以及1949年3月之前在重庆《大公报》所发表的一些迂腐之见，赢得了台湾和香港媒体的赞誉：“愿您一以贯之，坚持到底，与共产党抗争，恢复真理的崇高地位和知识分子的尊严。”（1952年4月4日《香港时报》“董时进致梁漱溟信”）、“这是在黑暗中闪耀的万丈光芒，振聋发聩的雷鸣”（胡秋原）。然而，他们亦预感到梁漱溟的命运如同被置于冰柜之中。

1953年的顶撞，梁漱溟被打入另类，“放进冰箱”。但他还是幸运的，因为“把他的事移交给政协去做”，“在第二届政协全会上，我还希望他当选为委员，……他还有充当活教材的作用”。（《毛选》第五卷112页）在政治的高压下，像马寅初、陈寅恪等当时已是老年知识分子，仍能“独立思考，坚持己见”，或宁可“闭口休谈作哑羊”也不愿加入“文章唯是颂陶唐”的“和声”（陈寅恪诗，句中有“主人端要和声多”）。

那些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其高尚品质实属难得，随着历史的不断前行，他们愈发受到人们的崇敬。诚然，人们对他们的尊敬，源自对他们政治品格的尊重，而非对他们政治立场的全盘认同。以梁漱溟为例，他的儒家理念，以及那些迂腐之论，或许在今日看来略显荒谬，他的诸多见解亦与马克思主义存在根本分歧。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梁漱溟提出，照搬西方的思想体系对于中国而言并不可行。他指出：“在中国，尚未形成明确的阶级划分，这正是我国社会结构的独特之处。”而他认为，“若将西方社会称作阶级对立的社会，那么中国则更应被视作是依据职业分工而分途发展的社会。”

1950年5月1日，他写信给周总理，说：“不宜将所有人塑造成无差别的个体，保留一些具有独特色彩的人才，有助于更广泛地赢得民众对人民政府的支持。”新中国成立后，他在西南地区考察土地改革时指出，“我国阶级分化并不明显，土改旨在进行社会教育”、“土地改革进程过于急躁，应借鉴儒家思想的温和方式”。对于中国参与抗美援朝，他持有保留意见，认为“国家尚处于稳定初期，各项建设刚刚开始，此时采取此类行动，还需慎重考虑。”（见《访谈录》）

1953年，梁漱溟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竟对毛主席直言不讳，此举在当时看来近乎不可思议。然而，除了他那份不肯轻易屈服的“诤友”本色之外，或许还深藏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历史情结——那就是与“北大”的渊源。他不止一次地向人提起，在北大时期，他与杨怀中先生交往密切，每当造访杨家，总会有一位瘦高个的青年开门迎接，那便是毛润之。彼时，梁漱溟并未与他交谈。在民初那个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的社会，梁教授竟似浑然不觉，径直步入杨宅，竟未留下任何寒暄。在梁漱溟的眼中，主席台上那位或许依旧只是“一个瘦瘦高高的年轻人”。这份“北大情结”，或许正是他敢于顶撞的内在动力所在。

在政协学习委员会的直属小组中，他显得格外独特，每逢会议必定出席。尽管小组中充斥着诸多老相识，他却未曾主动与人寒暄，总是静静地坐着，聆听其他委员或真或假的“批判”。即便是在会议尾声，他也会发表自己的观点，然而他的言辞并非进行自我“检讨”，也从不随意附和。他始终秉持着“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的原则。他的这种态度确实赢得了部分同组委员的尊敬与支持。尤其是他那不少在当时被认为颇具勇气、敢于直言的意见，更是让人听后印象深刻。

在1972至1974年间，他针对批林整风及批林批孔议题发表了多次言论。他指出：“九届二中全会存在两个争议点，一是关于‘天才’的讨论，虽然‘天才’的存在不容忽视，但我对此存疑；二是国家主席的设立问题，难道我们不能设立国家主席吗？在讨论宪法草案时，我支持设立国家主席，我不认为设立国家主席是错误，也不应成为问题。”“林彪的罪行揭露后，对他的过往错误进行了全面批判，声称他历来品行不端，这种做法过于绝对化，与辩证法相悖。”“林彪没有明确的路线，因此无法谈论他的路线。我自己都看不清他的路线，他自己也无法表述。”“有人传达说批林必须批孔，但我的立场是批林而不批孔。我必须坚守自己的原则，不能违背个人信念。”

在“十年浩劫”的沉重氛围中，梁在政协学习组的发言，彰显了老年知识分子那份难得的浩然正气。他的每一次发言，无不迎难而上，勇敢地反对“批林批孔”，自然也难免触及到最高领袖的“革命路线”。幸运的是，或许正是他身上那顶“活的教材”的标签庇护了他，让他得以幸免于难。

“早年成就自我，中年迷失自我，晚年重拾自我。”胡绳在八十寿辰之际，感慨万分，道出“四十而迷惑，迷惑不解，历经三十载”的心境。新中国成立后，众多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在阶级斗争的漩涡中，或是自觉，或是无意，都曾经历“迷失自我”的阶段，“迷惑不解，度过了漫长的三十载”。而梁漱溟则与众不同，他始终坚守“自我”，纵然未曾身陷囹圄，实则被困于无墙之狱，或谓“冰箱”般的封闭空间。

孤独地独守一人，昔日的老友们亦鲜少往来，然而他并未沉寂，仍旧笔耕不辍，发声于各种场合。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梁漱溟重振学术雄风，圆满完成了耗时半生的著作《人心与人生》，并相继出版了《我的努力与反省》及《梁漱溟教育论文集》等系列作品。梁漱溟曾言，他的一生便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访谈录》）费孝通对其评价道：“我认为他是我一生中遇见的最执着于求知的灵魂。他敢于无所畏惧、毫无顾虑地说出真相。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面临的前所未有的问题正需要像他这样的众多楷模。”

“洞悉玄机，矢志不渝，百年竭智尽力，致力于弘扬儒家学说。”

直面朝堂，据理力争，一代直言不讳之声，因同情农夫而奋起发声。

那是在1988年6月，梁老先生离世之际，冯友兰先生赠予的悼念挽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