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红军长征记》一书记录了红一方面军的英勇征程。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原始记录”，是因为其内容均为长征结束后不久，红军战士们亲笔撰写的亲身经历，这无疑凸显了其宝贵的历史价值。

为何长征的见证者会执笔撰写这些回忆录，并将其编纂成册？这一切的源头，需追溯到1935年红军主力部队抵达陕北的历史时刻。

昔日，红军长征队伍中，率先抵达陕北的为毛泽东、周恩来所率领的红一方面军部分将士。抵达陕北之后，他们与刘志丹、徐海东的部队成功实现了会师。

长征的落幕，并未如我们所预想那般充满激情与波澜，当时革命与红军均陷入了极度艰苦的境地。

毛泽东率领至陕北的队伍，当时正身处极度疲惫与饥寒交迫的困境之中。

在穿越草地的征途中，毛泽东与张国焘意见分歧，最终决裂。毛泽东坚决主张北上，而张国焘则力主南下。然而，当毛泽东选择北上时，红四方面军竟无一人随他前行。彼时，张国焘麾下拥有九万精兵，而毛泽东所率不过一万之众。

然而，面对绝境，毛泽东别无选择，唯有拼尽全力北行，因为他坚信，唯有北上，才是他唯一的生路。

抵达哈达铺的毛泽东，览阅了国统区的报纸，方始得知陕北有刘志丹的踪迹，以及那片红色根据地的存在。

换言之，红军长征已行进至九成之途，直至此刻方才得知陕北的存在。对于毛泽东所率领的长征队伍来说，这无疑是一处绝境中的生机。众人欣喜若狂，跨越了六盘山，抵达了陕北。其中，吴起镇和瓦窑堡成为了他们最早抵达的地点。

彼时，这两地虽位于陕北红军的势力范围之内，然而陕北亦正面临极其严峻的考验。

毛张陕北

红四方面军的红二十五军最先抵达陕北。

红二十五军抵达陕北后，亦呈现出类似“大鱼吃小鱼”的作风。他们审视陕北的队伍，发现其组织不纯，随即在陕北展开了肃反行动。在此过程中，刘志丹等领导人被悉数拘捕，肃反与对陕北红军领导层的处决并行不悖。

然而，红二十五军的军长徐海东为人极为淳厚，一旦得知红军即将到来，便立刻着手筹备迎接事宜。

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通讯员传达了消息，称中央领导已经抵达，正翘首以盼您的到来。闻讯后，徐海东果断下令停止战斗，跃上战马，沿着蜿蜒的山路疾驰数十里，最终抵达了一个宁静的村落。

在破旧的窑洞中，他邂逅了毛泽东。彼时，毛泽东的头发披肩，面色略显青灰，身体显得异常消瘦，身着一袭布满补丁的破旧大衣。在见到徐海东的瞬间，他紧握住徐海东的手，激动地说：“海东同志，我们终于回到了家。”

徐海东问：中央指示我做什么？

毛泽东开场的询问即如此，他问道：“能否拨付一些资金？我们已是囊中羞涩，捉襟见肘。”显而易见，当红一方面军行至此处，其处境已堪比弹尽粮绝的绝境。

徐海东毅然决然地将自己的军费五千大洋悉数上交中央，此举令毛泽东深感触动，赞誉徐海东同志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之功。

徐海东

中央抵达陕北地区后，起初便落脚于瓦窑堡，即现今的子长县。

瓦窑堡地处偏远，昔日不过是荒凉之境。当红军抵达并驻扎于此，他们的回忆中提及，当时只能栖身于破旧的窑洞之中，甚至门扉皆无。

当时，他们便觉得拥有窑洞的庇护，相较于在草地上露天居住，已是极大的改善。夜幕降临，便在窑洞内生起一堆篝火，借助燃烧的柴火，抵御寒冷的冬夜。

山上之狼见火光，遂至窑洞中寻求温暖。战士们晨醒目睹此景，惊觉窑洞内有狼，便迅速将其驱离。

在红军初抵陕北之际，其经济状况已极度贫困。面对这一困境，首要任务是确保基本生活得以保障。

至1936年7月，陕北之地迎来了一位尊贵的访客，此人正是众人所熟知的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

斯诺怀揣着探险家的胆识，自上海传来有关陕北共产党的传闻后，便毅然决然地表达了他想要亲自探访陕北的愿望。

当时前往陕北谈何简易！他起初在上海拜访宋庆龄，宋庆龄随后联络了张学良，而张学良则居于西安。张学良便派人向斯诺提供了马匹，并安排了保镖的护送。

斯诺在上海的中央特科担任地下党员，在红色牧师董健吾的陪同下，历经重重艰难险阻，终于抵达了宝安，即现今的志丹县。

毛泽东见到一位外籍来宾，脸上洋溢着喜悦。他热切期望斯诺能为红军进行宣传，并希望外界能够为红军提供捐助。

斯诺在陕北

于是，毛泽东便指派杨尚昆同志代表红军政治部和宣传部，向全体同志发出一封倡议信。信中强调，近期将有外国友人来访，我们应把握这一契机，借助他们的力量在国际上进行宣传和募捐，以保障我军的生存与发展。他呼吁每位同志撰写几篇关于红军长征的亲身经历，以便汇总成册。

这究竟是为了何目的？目的在于为斯诺的采访与创作搜集资料。

听闻可以开展募捐活动，红军的干部们无不喜出望外。紧接着，他们便纷纷挥毫泼墨，尤其是红军内部，聚集了一批才学渊博的知识分子和擅长笔端的文人，共同撰写了超过两百篇的募捐文章。这些文章汇聚成册，共同传递着爱心与希望。

毛泽东指示当时的宣传部，将这份材料以复写纸复制数份，其中一份随即转交给了斯诺。

斯诺携带着丰富的原始资料，重返上海，潜心著述，最终完成了那部传世之作——《红星照耀中国》。

红军长征之所以被外界广泛知晓，最初是由斯诺进行报道的。然而，斯诺获取这些信息的途径是源自红军战士和干部们提供的回忆录资料。

如此一来，红军长征的传奇故事流传于世，而红军长征所承载的精神亦逐渐为人所共知。

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形成。

国共携手合作的历史篇章，以及红军长征的诸多回忆录，均着重描述了国民党蒋介石如何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至于抗战时期的相关事迹，则不宜在此处过多提及。

自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问世以来，那些珍贵的原始记录便被妥善保存。

进入1942年，八路军政治部郑重表示，鉴于这些同志所著的宝贵文稿，我们必须予以出版。

1942年，八路军政治部编制了一部内部读物，旨在作为党内的重要参考资料。该书在延安以土纸印刷，命名为《红军长征记》。

然而，《红军长征记》在彼时流传的范围极为狭窄，鲜有人能一睹其真容。

美国知名女作家史沫特莱曾莅临延安，对朱德进行了深入采访。归国后，她撰写了一部关于朱德的传记，名为《伟大的道路》。此书与《红星照耀中国》并驾齐驱，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朱德为向史沫特莱提供写作素材，特意将那本由土纸印刷的《红军长征记》赠予了她。

史沫特莱延安合影（东方网）

史沫特莱仙逝之后，这些著作便辗转流落至哈佛燕京图书馆。大约在二零零年代初期，该图书馆在对藏书进行整理的过程中，计划淘汰一些老旧版本。

昔日，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中，一位精通古籍的中国学者沈津先生目击了众多书籍被弃置的景象。在那些堆叠如山的书籍中，他意外发现了一本由朱德将军亲笔签名的《红军长征记》。

随后，沈津便与上海图书馆取得联系。一得知那部作品的详情，上海图书馆便视若珍宝。恰逢红军长征60周年之际，该馆便在国内再次影印出版了《红军长征记》。

这乃是我国首次目睹《红军长征记》的原始版。

那时，我亦得窥见此版本。审视之下，我发现此版所载的红军长征事迹，与我们往昔所闻颇多出入，其中蕴含诸多新颖素材，乃是我们未曾有过的认知。

审视完这一版本后，我不禁萌生了一个念头：或许我们可以对红军长征的原始资料进行一番搜集与注释，从而编纂出一本最为纯粹、原始的文献汇编。

朱德签《红军长征记》

循着这一线索，我首要任务是追溯《红军长征记》的流传脉络。

《红军长征记》的相关资料，在解放前后的历史时期均有散见。然而，我的甄选标准严格至极，唯有那些在《红军长征记》此版本问世之前所留下的原始记录，方符合我的收藏条件。

02

如此一来，我首先觅得了一本1936年版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作者为廉臣。

这乃是我首度目睹此版，所观非原始之版本，彼时我尚不具备目睹原始版本的条件。

1953年，中宣部曾发布一部内部文献，名为《党史资料》。该文献中，对《红军长征记》的内容进行了95%的公开发表。

然而，此版次标注了序号，乃党内之密件，仅供高层干部阅览。

至1956年，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一书。

我们留意到，这一版本系建国以来首次向民众公开呈现，然而，它实际上并未脱胎换骨，仍旧保留了1942年的原貌。其中仅挑选了五十余篇佳作，相当于删减了一半的内容。

为何削减至一半？在建国初期，对于长征的宣传强调正面展示和塑造良好形象，因此审查部门认为某些不太适宜或不够成熟的内容，不宜纳入其中。

然而，《红军长征记》1956年版的优势在于收录了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

这位廉臣身份成谜，我亦不知其详细。但据说他乔装成红军俘虏，实则是一位医生，伴随红军长征至中途。沿途目睹了红军跨越乌江、征服泸定桥，以及穿越彝族地区的诸多壮丽篇章，并将这些经历一一记录下来。

1956年地图

此1956年版中，新增了两篇综述性质的长篇论文，此前1942年版中未曾收录。这两篇文章均出自杨定华之手，一篇名为《雪山草地行军记》，另一篇则是《从甘肃至陕北》。

这三部作品，其中一篇为廉臣所著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其余两篇均为杨定华所作，它们均以综合性叙述见长，对长征历程进行了最直接的原始记录。

随后的篇章均为独立片段，记录了每位作者各自独特的个人经历。

因此，1956年推出的这一版选本虽属精选，却收录了三篇综述性长文，这些文章均源自1936年至1937年的原始资料。这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党着手对党的文献进行系统整理，中央文献研究室亦应运而生。在这过程中，廉臣所著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得以被陈云同志所关注并认领。

这篇文章讲述了陈云在长征途中，临近雪山时，中央作出的一个重要决策。该决议决定派遣陈云与潘汉年二人暂时离队，其中一人将前往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的相关情况，另一人则被派往上海负责重建地下党组织。

陈云与潘汉年于泸定地区毅然离队，陈云先行抵达上海，后辗转抵达莫斯科。抵达莫斯科后，陈云向共产国际提交了有关中国长征的详尽报告。

共产国际提出，敬请执笔，将此内容撰写成文，用以向全球的无产阶级进行宣传。

陈云曾言，若我以个人身份直接执笔，恐难以做到客观公正。因此，我采用化名，假扮成一名国民党医生，又化身为红军的俘虏，以旁观者的视角来叙述长征。如此描写，或许能更加客观，也更易于为大众所接受。

陈云随即挥笔撰写了一篇篇幅达数万字的著作——《随行西行见闻录》，该作品于共产国际在法国所发行的报纸《救国时报》上得以公开发表。

《随军西行见闻》

又经过了两载时光，杨定华亦踏足苏联土地。目睹陈云仅留下了开篇之作，而未续写后续篇章，杨定华便毅然执笔，完成了《过雪山草地》的后半部分，直至陕北之地。

杨定华的身份之谜：在2006年我撰写《亲历长征》并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之际，杨定华的身份尚未得到确凿考证。

后来，我偶然发现了一本名为《邓发纪念文集》的书籍。邓发曾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中央政治保卫局的局长。抵达延安后，他遵命前往新疆，进而赴苏联进行汇报，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共产国际的代表团。

抵达莫斯科后，邓发览阅了陈云所撰的前文。他随即表示，自己将接笔完成剩余部分，并以杨定华的笔名公开发表。杨定华正是邓发在共产国际任职期间所采用的化名。

如此一来，《红军长征记》的原始版本得以影印发行，而在1956年的版本中，陈云和邓发的三篇重要文章被集中收录。这不就完整了吗？我将这两部分内容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红军长征的原始资料记录。

我向中央文献出版社的同事们表达了意愿，希望能够出版一部完整的《红军长征记》。他们欣然同意，并表示完全支持出版这部全本。

我在1953年查阅中央宣传部内部所编的版本时，发现其中竟遗漏了两三篇重要的文章。

那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文章，名为《遵义十日》，其中记录了红军抵达遵义后，一位干部团成员所撰写的关于在遵义度过的十天生活的日记。

阅读《遵义十日》，我深感文章笔触生动，描绘细腻。

在众人心中，红军的形象始终是身着戎装，勇攀高峰，意志坚定，英姿飒爽。然而，在这篇由何涤宙撰写的文章中，我们却发现，红军抵达遵义之后，那些干部们竟然呈现出了一种小资的风貌。

文章提及，红军抵达遵义后，干部团得以休憩，众人得以漫步街头。漫步途中，众人寻至饭馆小憩，虽路途遥远，所食却寥寥。然而，饭馆所烹制的辣子鸡丁，味道甚是美妙。

返程后，我便向同事们热情推荐道：“那家饭馆的辣子鸡丁真是美味非凡，咱们明天再去尝尝。”然而，次日重访时，却发现辣子鸡丁的肉量竟然减少了一半，而猪肉的份量却大大增加。

试想，彼时的遵义城，不过一条狭窄的街巷，寥寥数家饭馆。然而，大批红军涌至，纷纷涌向这些饭馆就餐。如此一来，城中的鸡只数量，恐怕不出一二日便告罄。

第三日方至餐厅，所食之品已非记忆中那辣味十足的辣子鸡丁，竟变成了猪肉丁，且桌上堆满了各式菜肴。此举令何涤宙一行人颇为不悦，他们纷纷指责饭馆偷工减料。然而，店员承诺，下次光临定当精心烹制。

哪来食材，哪能做好。

言及“打土豪”之事，便提及了将衣物分发给众人的情景。何涤宙分得一件皮质的长大袍，然而，这件长袍如何能适合行军之用呢？他遂至服装店，意图将其改制成皮袄，将长袍裁剪成短款。店老板闻言，显得尤为欣喜。

数日后，我前往领取衣物，却发现皮袄过于紧身，以至于难以穿戴，袖筒更是空空如也。何涤宙先生怒不可遏，质问店主为何将一件皮大衣裁剪成短袄，质疑皮料是否充足，坚信店主有贪污之嫌。

老板急忙致歉，提议将袖子填充些许棉花，制成一件棉衣，如此处理可否？

文章提及，红军干部与遵义学子共襄盛举，开展了一场联欢活动，遵义师范学校的学生们亦踊跃参与，与红军干部团欢聚一堂。

起初是篮球比赛，却见红军中的干部们，打球者多半曾留学海外，要么是留法，要么是留苏。他们在瑞金时便常聚在一起切磋球技，此刻在篮球场上，他们呼喊的口号、执行的防守策略、运用的上篮技巧，无一不是用英文术语，令遵义的学生们瞠目结舌。原来红军之中竟有众多饱学之士，开口便是一口流利的洋文。

在联欢晚会上，遵义师范学校的众位校花悉数登场，两位佼佼者登上舞台，柔情似水地演绎了一曲《可怜的秋香》。

继而，红军提议进行一场表演。干部队队长萧劲光，即日后成为海军上将的将领，登上舞台，展现了一段激情四溢的高加索水兵舞。

他留学于俄国，舞姿翩翩，热情洋溢，令学生们既兴奋又感到震惊，于是众多学生纷纷表达出加入红军的强烈愿望。

这篇文中，我们明显感受到红军极具人情味，显得非常亲切。为何这篇稿件不适合使用呢？

经查阅档案，我了解到何涤宙先生的遭遇令人惋惜。在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中，他身为国民党军队的一名工兵营长，不幸被我方俘虏。

被俘，问其技能，答：会架桥。

如此一来，便带着他一同踏上了长征的征途。在那漫漫征途中，每遇山峦便攀越，每临江河便渡过，犹记得，在穿越湘江之时，搭建起那座惊心动魄的浮桥，正是何涤宙同志率领红军将士们完成的壮举，红军便是通过这座浮桥，成功跨越了湘江。

何涤宙被誉为架桥专家。

李一氓回忆录中提及何涤宙。

何涤宙抵达陕北后，被委派至红军大学担任干部职务。随着国共两党的合作，延安与大后方的交流变得畅通无阻。彼时，延安的居民皆可乘坐火车前往西安，进而抵达大后方。

何涤宙以探亲为由，便请假离去了延安，从此未曾归来。

嗣后，我查阅了他家乡的地方志记载，得知他重返故里，抵达武汉后重逢了同乡，亦与黄埔军校的旧友重聚，遂将其吸纳至国民党军队。遗憾的是，翌年抗战爆发，他不幸阵亡。

若你在国民党内部不幸离世，即便无法被追认为烈士，其作品亦难免遭受删减的命运。

然而，我认为这些内容对于我们深入理解长征历史无疑具有极高的价值。因此，我在2006年将何涤宙的这篇文章收录进了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亲历长征》一书中。

我那时坚信，这版《红军长征记》无疑是收录最为完备的一种。

此版本一经发布，便迅速吸引了南京大学高华先生的目光。随后，高华先生便以此为题发表了一篇演讲，详细阐述了红军长征历史的传播途径。其中，他尤为印象深刻的是何涤宙所撰写的《遵义十日》。

据他所述，这篇文章乃《红军长征记》中的回忆录，其文字之佳，堪称上乘。

此版印刷数量有限，售出不久便迅速脱销。

03

适逢纪念红军长征80周年的重要时刻，三联书店便提议我们重新编纂一部《红军长征记》，并希望我能够再次进行修订，以便探究其中是否尚有增补之处。

此刻，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红军长征记》的原始版本，该版本被命名为《两万五千里》。此版本系手写而成，以复印纸为载体进行誊抄。

这份稿件存放在何处？它位于鲁迅纪念馆。为何会存放在那里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同事们在这版影印件的前言中进行了考证。那么，这个版本究竟从何而来？且听下文分解。

昔日斯诺访华之际，红色牧师董健吾曾陪同其同行。董健吾与斯诺一同目睹了《红军长征记》的原始资料。返抵上海后，他撰写了一篇文稿，并在《逸经》杂志上予以发表。

《逸经》杂志声名远扬，其中最具盛誉的一篇作品非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莫属。

我在检索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时，意外地发现了一篇名为《二万五千里西引记》的文章。文中首次提及了“二万五千里”这一距离，并详细描述了红军的英勇事迹。该文的作者署名为幽谷。

《红星照耀中国》这部作品，原作系英文版，自翻译成中文后，历经一段时间的传播延迟。然而，幽谷先生的这篇作品却早在1937年便已问世，这一时间点甚至早于斯诺的作品。因此，它堪称国内最早对长征进行描述的文献之一。

幽谷究竟何人？后来，董健吾之子登门拜访，声称幽谷便是他的父亲。

我坚信，董健吾必定是当年与斯诺一同审阅过《红军长征记》的原始资料，这才使得他能够撰写出那样一篇出色的文章。

当然，这段内容我将纳入我的《红军长征记》之中。

这个手抄本究竟从何而来？又是如何出现在鲁迅纪念馆的？

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同志在研究中指出，斯诺离任之后，冯雪峰受中央指示，前来与鲁迅取得联系，旨在寻求鲁迅对出版这本《两万五千里》——即《红军长征记》尚未面世之前的手抄本——的协助。

鲁迅病情沉重，已无力顾及此事。因此，冯雪峰将此版本转交给了名为谢澹如的书店老板。

谢澹如，这个名字或许今人已鲜为人知，然而他却是一位默默无闻的英雄。身为一位大资本家之子，他本应享有锦衣玉食的生活，却与鲁迅结为挚友，投身于左翼联盟。他的使命，便是致力于出版进步读物。

1931年，顾顺章背叛组织，周恩来等人纷纷转入隐蔽状态。此时，瞿秋白在党内遭遇打压，无人问津。面对困境，瞿秋白寻求庇护，他前往书店拜访谢澹如，请求能否在他的处所暂居一段时日。

谢澹如当年虽非共产党员，亦未曾加入任何左翼团体，他仅是一位平凡的知识分子。然而，他心怀仁慈，毅然收留了瞿秋白。

于是，谢澹如有意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宣称其家中有一套住宅可供出租，位于南市区，正是大宅的后院旁。瞿秋白被邀请前来洽谈租赁事宜。

如此一来，谢澹如成功地将家人蒙在鼓里。他们全然不知瞿秋白与他有何瓜葛，只知道有一位书生曾在他们家中逗留了一整年有余。

在那个笼罩着白色恐怖的岁月里，谢澹如敢于挺身而出，实乃人格之力令人钦佩。

鲁迅深信不疑谢澹如，因此冯雪峰便将那份复印本交托给了他。谢澹如遂将这份稿件妥善保管，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后。

鲁迅画像

新中国成立之际，谢澹如肩负重任，担任鲁迅纪念馆的馆长一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将这份珍贵的手抄本郑重交付。

鉴于鲁迅纪念馆的定位专注于鲁迅研究，众人对此稿件并未予以关注。该稿件自建国以来便存放在库房之中，默默无闻地度过了三十载。

步入90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得知此版本的存在，审阅之后深感其价值，认为其原始性远超斯诺版本，遂决定予以影印出版。因此，该影印本以《两万五千里》为名正式面世。

一瞥此影印副本，我立即断定其为佳品！其优势何在？相较于1942年延安版，它更为原始。

昔日红军所撰写的长征回忆录，留存至今最为纯粹者，莫过于此版。当时，政治部人员复写数份，其中一份赠予斯诺，另一份则由冯雪峰取走。

1942年，当延安版问世之际，经受了多次修订，其中不少措辞与表述被予以剔除。然而，在此版本中，这些原始内容得以原汁原味地保留。

举几个例子。

彼时，红军正筹备穿越草地，却不料张国焘擅自向中央索要权力，并提出南下的主张。中央为解决指挥权的归属，以及南下还是北上的战略方针，与张国焘在川西北地区展开了长达两个月的对峙与争论。

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堪称生死攸关的艰难岁月。在荒芜人烟的川西北藏区，无论行至何方，都难以寻觅到一座藏族村寨。然而，十万红军的到来，使得他们每日的饮食需求变得紧迫。与此同时，中央领导层却日以继夜地开会。于是，为红军筹集粮食便成为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头等大事。

红军四处搜寻粮食，不论何种谷物皆已食用殆尽。即便藏民乡亲的存粮也被尽数搜罗，田间的青稞麦亦被收割一空，最后连喇叭庙中的粮食也被搬空，无一幸免。

红军在穿越草地时为何饥困至此，每个人所携之粮食寥寥无几，日复一日地饥饿至皮包骨，众多生命消逝于荒野，究其原因，实因在川西北逗留那两个月间，将当地储备的粮食消耗殆尽。

在这部手写本中，这一情景被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红军战士们面临无粮可食的困境，而红军高级机关的干部亦同样遭受了粮食短缺的苦境。

莫休所著的《由金沙江到大渡河——一页日记》中，详细描绘了他在草地的所见所闻。文中提及，他在卓克基的喇嘛庙中居住，日复一日，心中总是渴望寻觅美食。

黄镇，那位以长征漫画著称的艺术家，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担任过驻法国大使和文化部长的重要职务。他与我同属于政治部的一员，我们时常一同商议，寻求途径以获取粮食与食物。

一日，莫休处理完事务归来。黄镇面带微笑，递给他一碗美食。定睛一看，他的碗中之物色泽如豆沙，尝上一口，竟发现是麦子，香气扑鼻，令人陶醉。

莫休好奇地询问黄镇，这些物品是从何而来？黄镇面带微笑，轻轻一指，原来都是那座喇嘛庙供台上的供品。

喇嘛庙的供台上摆满了鲜花、佛像以及供品。这些佛像均由面粉塑成，纯净的白色面粉赋予了它们生命。若将其中一尊佛像投入锅中翻炒，便能化作香甜的豆沙。

然而，此事不宜对外声张，否则恐有人闻风而动，涌至庙中一哄而抢，届时恐怕你我都将面临无佛可瞻之境。

饿得如此之甚，足见当年为求生存所经历的艰辛与不易。

这位作者名为莫休，经过一番查阅工具书，却未能找到其相关信息。

随后，我审视那部原始稿件，发现那篇文稿的作者竟是莫休。随后，莫休用笔轻轻一划，在下方添上“梦秋”二字，我瞬间豁然开朗，方知此人正是当时党内的大才子——时任中宣部部长的徐梦秋。

在长征途中，徐梦秋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的宣传部部长一职。正是在陕北，他亲自主持并完成了《红军长征记》的整理与编辑工作。不仅此也，徐梦秋更是身体力行，亲自撰写了其中的五篇文章。

《红军长征记》一书中，几位回忆录的撰写者尤为出色，其中不乏徐梦秋、李一氓与彭加伦等人物。李一氓，作为资深的党内文化人士，其回忆录同样生动传神。

《红军长征记》由徐梦秋主编，此人在延安期间长期担任宣传部部长一职。

随后，我们着手拓展国际通道。当年，新疆的盛世才，身为苏共党员，与苏联保持着异常紧密的联系。

在抗战岁月里，延安通往苏联的途径，便是通过新疆，此路曾是贺子珍、林彪等先辈前往苏联的重要通道。

当时，我们便寄望与盛世才建立良好的关系，盛世才亦期盼共产党能派遣干部予以协助。鉴此，我们便派遣了众多干部，如毛泽民、陈潭秋、徐梦秋等人，均被派往其麾下。

徐梦秋之所以成为残疾人，源于长征途中草地之行对其双脚造成的严重冻伤。抵达延安后，马海德医生不得不切除其双脚，从此，徐梦秋便踏上了与健全生活挥手告别的道路。

中央决定派遣他前往苏联定制假肢，抵达新疆后，鉴于毛泽民等人缺乏干部，便将徐梦秋一同留下。

至1944年，国民党对盛世才展开招安，彼时盛世才面临抉择：是追随共产党与斯大林，抑或投向国民党？经过深思熟虑，他最终选择了投靠蒋介石。

盛世随后转而将共产党人尽数逮捕，被捕后，毛泽民、陈潭秋等众多同志惨遭杀害。

然而，在关键时刻，徐梦秋选择了背叛。因此，他由我党内的首席笔杆子，骤然沦为了一个叛徒。

徐梦秋离开新疆，辗转至南京，投身于国民党特务机构的麾下。

在国民党溃败之际，蒋介石与毛人凤共同商议，声称对于共产党的叛徒，一概不予接纳，坚决不予收留。因此，徐梦秋被留在了南京。

刘伯承与邓小平踏入南京城，徐梦秋却心生返回之意，于是他径直寻访了刘伯承。

刘伯承勃然大怒，将徐梦秋囚禁于牢狱之中。徐梦秋直至七十年代仍被囚禁，最终在狱中离世。

他的作品不宜公开展示。

如今，我已明确了他的身份。徐梦秋在《红军长征记》中所述的回忆录，无疑是最为真实、内涵丰富且生动传神的。

昔日依据延安版编撰的《红军长征记》，其中徐梦秋所撰写的数篇回忆录，业已历经其本人之手删减润色，文本质量得以显著提升。今次，我将着手恢复手抄本中原始的文字内容。

经过精心复原，我们便得到了三联出版社最新推出的版本——《红军长征记》。我可以坦荡地宣称，这乃是最纯粹、最原始的历史记录。

04

到建国70周年的时候，三联书店把这本书再次出版，可以说确实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

什么叫不忘初心，就是要真实地了解我们的前辈是怎么从长征走过来的，是怎么经历了那些艰难曲折。

这些情节，必须真实，不能掺水，更不能用现在的高大上的观点，进行篡改和编造，这都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

我编这本书，一篇一篇的稿子看，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对、增补，从这本书里，我看到了什么？

首先，人是要有信仰的。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我曾实地考察，太不容易了！

现在我们的身体情况那么好，营养那么好，我们还坐着车在草地上跑，我在草地上一站，就觉得缺氧，上不来气，走起路来脚底下踩着棉花。

当年红军那么艰苦，那么饥寒交迫，而且还在草地上露宿了六天六夜，白天阳光普照，一会突然暴雨又来了，晚上哗哗的暴雨倾盆，在草地上露宿，那个滋味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

在《红军长征记》里，徐梦秋写的就非常生动。

在草地上宣布住宿了，四面都是沼泽，幸亏草地不是平的，是那种起伏的丘陵，于是这些红军干部，就在稍微高一点的台上，可能稍微干燥一点，地上铺一块油布，头上再顶一块油布，在那里露宿。

在草地露宿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得有一堆篝火，有了篝火，晚上就能活，要是没有篝火，可能就会冻死。

所以当时这些红军干部，有马骑的，没有一个人骑马，就是想让这匹马驮一点柴火，驮一点树枝，这样到了宿营地，能点一堆火。

到了宿营地，点火的学问也是很大的。当年这些沼泽地没有干柴，也没有顺手的点火的工具，全得靠点火人的本事。

这个时候就显示出来了，工农出身的红军干部战士，特别会点火，点着一个火星后还要吹，吹得好，一会这堆火就点起来了。

但是总政治部这些干部，都是大学生，罗荣桓、黄镇、徐梦秋这些都是大学生，到这个时候就傻眼了。

他们不会点火，看着人家在那点火，在那烧青稞麦糊，他们在这就轮流在地上吹，吹得腮帮子都麻了，也吹不起这堆火来，结果吹了一个钟头，这堆火才终于点着了。

但是别的同志都已经吃完饭，靠着篝火、顶着雨布在那睡觉了。这时，他们才开始煮麦糊糊，吃饭。

时不时暴雨就倾盆而下，这些人没有帐篷，怎么办呢？就是背靠背，头上顶着这块雨布，就这样熬过一个寒冷的黑夜。

这种描述，多么生动，又多么真实！红军过草地时，是非常艰难的，甚至是超越人类极限的。

草地宿营 黄镇 画

但是红军在草地的时候干什么呢？宿营了，大伙就说，我们欢迎蔡畅大姐给我们唱个歌好不好？大伙就欢迎蔡畅大姐唱歌，蔡畅说，你们不要吵，我给你们唱。

于是在黑暗的草地上，一堆一堆篝火如同一颗颗星星，蔡畅在这个荒原之上，用法文唱了一首马赛曲。

当时那个场景，多么感人！说明红军真的是一群有信仰的人。

杨定华写道，红军这些干部战士，终于走出了草地，进入了陕甘，然后跟张学良的部队碰在一起了，结果张学良的军官们一看，红军的队伍里，还有像周恩来、蔡畅这样的留学生，还有像吴玉章这样的辛亥革命元老，说你们共产党这些人，在哪不能找着一个好职业，干嘛要受这个苦，看来你们这些人，真是有主义的，主义就是为中国、为理想，为了推翻旧世界，为了建设一个新中国，才来受这样的苦。

徐特立，毛主席的老师，50多岁参加长征。在长征的过程中，妇女和老人结成休养连，他们跟一些红军的伤病员一起走，专门派了一些年轻的战士帮助他们。

像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这些年纪比较大的同志都有马，但是徐特立写的回忆录，以及他的同事写的回忆录说，徐老从来没骑过马，徐老总是把马让给伤病员骑。徐老总是杵着一根棍子徒步行军。

红军的这些妇女，都是照顾伤员的，他们本来就是一些孩子，十五六岁来参加长征，结果这些孩子，表现得比谁都勤快。

到了一个镇子，准备宿营，结果这些女孩、男孩到处张望，看看哪有门板，然后一说宿营了，飞快地跑过去，把老乡的门板卸下来，让伤员躺在门板上。躺在门板上，总比躺在地上要舒服。

女战士就看看哪有小溪，赶紧把红军的带血的衣服，带血的绷带，拿去小溪里去洗。

也就是说，大伙已经走得疲劳不堪了，到了宿营地，他们这些小同志仍然不休息，还在那不断地忙活，照顾伤员。

过草地的时候，草地的河是没有河道的，都是乱流，而且草地也是有落差的，河水也是相当急的。结果这些小红军，一过河，冰水马上把他们的腿冻得没有知觉了，这些孩子就吱吱哇哇喊起来、哭起来。

这个时候，成年的干部，就背着这些孩子，趟过一条一条的冰河。

在长征中，像这些朴实的文字，这些生动的情节，都是他们很自然地表露出来的，没有文学的描述，也没有什么浪漫色彩，都是非常现实的场景，都是非常真实的东西。

所以我看了这些文字之后，我比看那些文学作品更受感染，就是因为它的真实。这是第一点，就是红军长征是有信仰和精神的。

1936年，毛泽东和他青年时期的老师徐特立在保安（图源：人民网）

第二，长征中的共产党人，是朝气蓬勃的。

我看了这个回忆录，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他们正年轻，他们非常单纯、质朴。

05

这里边写得最好的回忆录，就是红一军团的宣传部的干事叫彭加伦。

彭加伦写的回忆录里，特别会捕捉那些有意思的情节，幽默、风趣。

彭加伦写了一篇文章讲红军长征开始的时候，要经过四道封锁线，然后就冲到了广东、江西交界的一个镇子叫乌迳，到了乌迳，就算是跳出了国民党对江西红军苏区的包围圈。

早晨起来，这些红军战士都冲到各个小饭馆、商铺里去，想买点吃的、用的东西。

有红军战士到了一个杂货铺，跟老板说买盐，老板说买多少盐，给一块大洋，买一块大洋的盐，老板吓一跳，说你这一块大洋，能买二十多斤盐呢。

啊，是这样的吗，哎哟，我们在江西苏区的时候，一块大洋还买不了二两呢。

可以看出对江西苏区的封锁有多严，盐都吃不着。

当年，在江西苏区的时候，他们回忆说一位领导人，到红一军团去了，结果林彪军团长送给他的最好的礼物，就是一小纸包盐。

结果出来一看，一块大洋能买二十多斤盐，两个战士高高兴兴秤了两口袋盐，回去以后说太好了，出来以后我们有盐吃了。

还有一个红军小战士，到了一个杂货铺，一看柜台上有好多玻璃瓶子，以为那是牛奶，跟老板说要买那个牛奶吃，老板说那不是牛奶是墨汁。

小战士不相信，以为老板骗他，老板没办法，给他拿了一瓶，打开喝了一口，一嘴的墨汁。

小战士知道上当了，又跟老板闹起来了。这个时候，彭加伦过来了，跟小战士说，你这个人问明白了再买，不问明白，你看闹笑话了吧，给老板陪个不是吧。这位小战士只好陪了个不是，走了。

这个场景，彭加伦写得很风趣，但是我可真是笑不出来。

红军冲出了封锁线之后，就像是又回到了人间一样，有盐吃了，有油吃了，有饱饭吃了，就感觉到满足得不得了。所以说，彭加伦的这些个描述，非常的质朴。

红军长征这些故事怎么来的？渡乌江，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过雪山，等等，怎么来的？都是在这个长征记里最先反映出来的。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红军长征记》里，把飞夺泸定桥的场景，非常真实地写出来了。

大家看过电影里演的，国民党的机枪不停地扫射，红军攀着铁索往前进，冒着枪林弹雨，把泸定桥拿下来。

我看着电影也特受感动，但是到了泸定桥一看，我就觉得电影里演得不是真实的。

泸定桥一百米长，你要是攀着铁索，川军在泸定镇，红军在观音阁，红军是从这岸边攀着铁索往这边爬，一百米的铁索你得爬多长时间，最快也得爬十来分钟吧。

在铁索上目标这么孤立这么集中，要是在这边拿着一根步枪，我慢慢的瞄准，一枪一个的把你打到河里去。所以我就觉得电影上演的不对，我就找《红军长征记》。

泸定桥（图源：古建中国网）

从《红军长征记》里，我看到了飞夺泸定桥，最关键的是“飞”。

红军长征的先遣团，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在接到抢夺泸定桥命令的时候，是限他们24小时之内赶到泸定桥头。

结果他们还在海螺沟以南，有240里地，要在24小时内赶到，结果这些红军就狂奔起来了，所有的辎重，背包、行李全都扔了，就背着枪、弹药。

当时没有公路，都是崎岖的羊肠小路，为了赶路，结果一看河对岸，也有一只火把在行进，是国民党的川军，去增援泸定桥。

要是让国民党的川军增援过去，还怎么拿下泸定桥。红军决定也拿火把往前奔，终于，川军在下大雨的时候受不了了，于是到了一个村，就住下了，准备过一晚上。

但是红军没停脚，一直往前狂奔。终于在第二天早晨，赶到泸定桥了。

川军当时也接到了命令，说红军快过来了，拆板子，于是川军开始从桥的一头拆板子。

我问泸定桥的人，今天要拆个板、换个板子多长时间？半个月。

为什么十五天呢？泸定桥比较窄，只够两个人干活的，我拆一块板子，把绳子解了，再扛一块板子走一百米，这个效率能有多快？想快也快不起来。

所以当时川军拆板子，拆到半夜，可能也就拆了不到二十米，大烟瘾犯了，说算了，红军离得还远呢，明儿白天再拆吧。

谁知道红军第二天早上就赶到了，吓得川军也不敢拆板子了。

但是红军也累坏了，跑了两百多里地了，倒头就睡着了，等了一个白天，想等着刘伯承带着渡过大渡河的部队，从这边来直接拿下泸定镇，那大家就不用爬桥了。

结果等到黄昏了，还是没动静，结果红军决定不能再等了，再等国民党的援军可能就快上来了，于是开始夺桥。

结果当时红四团，是集中了所有的火力，二十多挺捷克式轻机枪，在岸边摆开，一声令下就朝着泸定镇的南岸和桥头堡猛扫射，这一下把川军给吓得魂飞魄散。

这些川军常年都是收税的，谁打过仗啊。结果吓得是点了门楼子就往后山逃跑，往泸定镇后边的森林逃跑，这时候红军开始一边铺板子一边开始爬桥，走到中间，火已经着起来了。

结果突击队队长就犹豫了，回头望，看首长怎么说，团长政委高喊，同志们呐，犹豫不得呀，冲过去呀。

结果红军就往上冲，冲了以后，脱下衣服来拿衣服扑火，终于把泸定桥给夺下来了。所以这是真实的飞夺泸定桥。

但是我就想不明白，他们有什么样的体力，能一天一夜跑240里，那是一个半马拉松啊，而且还不是公路，是山间的小道。

所以有些历史的过程，真不是我们今天用常规能想象得出来的。这就是红军顽强战斗的精神。

这个原始的记录，虽然写得不长，但是这一段历史，就成为红军长征里边最光辉的一段历史，永存史册。

而不到现场，就感受不到当年红军飞夺泸定桥的那种场景。你在这个泸定桥上站着，看着大渡河，脚下那些波浪，然后你在桥上一晃一晃的，然后你就能感受到红军当年有多不容易。

《红军长征记》，把四渡赤水，把过雪山、泸定桥、过草地，都描写得栩栩如生。其中还有很多故事，会让你感动得眼泪直流。

当年，红一方面军过了草地，又过了腊子口，就到了哈达铺。红军到了哈达铺，最大的收获就是有饭吃了。在草地，吃草根、吃皮带，大家都饿坏了。

此时，红军已经瘦弱到见风就倒的程度，结果到了哈达铺，就有吃的了。

到底哈达铺好在哪呢？我到哈达铺一看才知道，哈达铺是甘南中药当归的集散地，这地方周边这片地出当归，好多人在做当归交易，这里有一条明清的古街，一百多家店铺，都是做当归生意的。所以在当地，哈达铺是个比较有钱的镇子。

当年这里的物价是5块大洋买一只一百斤的猪，一块大洋就买两只鸡，红军到这以后，政治部给每个伙食单位都发了钱，一个口号，大家要吃好。于是红军在这就做饭吃。

政治部写的回忆录，说邓小平非常高兴地坐到炕上吃辣子鸡，结果屁股底下很暖和，原来是当地的土炕。

林伯渠，是长征期间红一方面军的总供给部部长，他是管钱的，管采购的。

结果林老的那匹战马，从江西跟着他出来，一路过雪山过草地，走了两万里地，过草地的时候也饿成皮包骨头了。

林老这会有了钱，能自己买东西了，他首先想着他那匹马，他就给他那匹马买回来一口袋麦子，有三十斤麦子，放那让马吃个够，结果那马也饿极了，把这一口袋麦子全吃光了，当天晚上就撑死了。

跟他走了两万里地，一顿麦子给撑死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了什么叫艰苦卓绝，什么叫绝路逢生。

所以红军的长征，绝对不是旅游，不是那种行军，都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我特别注意到一点，就是我们今天去九寨沟，你看那一路风景如画，特别红军过草地的时候是夏天，那会的草地今天一看，一片地毯，绿色的地毯，丘陵高低不平，白云飘着，多美的一幅景色啊。

但是你看整部《红军长征记》里，没有一个写到景色有多美的，都是饿、冷、饥寒交迫。

所以在那个时候，人是没有浪漫情趣的，美景摆在他面前也看不着。

过草地的时候，他们说就是靠着一口气，要有强大的内心，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这口气一松，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

哈达铺

红军这样受苦、受难，为了什么？对比一下国民党的部队，他们能做到这些吗？他们能受这种苦吗？

后来张学良做访谈节目的时候说，他听说红军到了陕北，第一反应就是，红军怎么走过来的，这队伍能走两万五千里，他问他的团长，带得了这个队伍吗？他的团长们都说带不了。

06

我再给大家列举一本书，叫《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这本书是国民党将领写的回忆录。

这些国民党将领都说，当年追剿红军，真是最受罪的任务。

在四渡赤水的时候，川军、黔军联合奉命围剿红军，结果蒋介石在重庆坐镇，天天给这些川军、黔军下命令，红军现在已经到了某某地，限他们在两天之内赶到，消灭红军。

这些军长、师长到了当地一看，贵州那些大山，真是又高又陡，而且什么公路也没有，都是羊肠小道。

到了赤水河，你才知道那个路有多难走，就是今天我们有公路，我们坐着车，从山顶上下到赤水河边，还得弯弯曲曲绕那么多大弯。

当年国民党军队，站到山顶上，就是看着红军在河谷边上，他下来也得走一整天。国民党在河这边，红军在河那边，你要想过来找他，你得走两天，你得绕两天的弯到一个渡口。

所以当时追剿红军，国民党的将军们都觉得是真是苦差。

当时有一个川军的师长特别聪明，蒋介石不是命令要哪天到达吗，他就想个窍门，让侦查连特务连背着一部电台，在队伍前边先走，然后爬大山，他们轻装，爬山爬得快，然后爬到山顶上，到了指定地点了，马上就给重庆发报，我们师已经到了某某某地了。

其实他的大部队还在山脚底下，要想到那还得两天的时间，就是这么你糊弄我我糊弄你，为什么？因为国民党军是按常规办事的。

四渡赤水示意图（图源：钧正平工作室）

今天你给我吃多少饭，我能走多少里我就走多少里，多一里我也不走。然后这大山我爬多长时间，我就爬多长时间，你让我爬快一点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跟红军的速度比，根本没法比。所以国民党军，尽管是多路的围剿，但他们就是围不住红军，就是堵不死红军。

但是红军一天走一百里地，走八十里地，那是家常便饭。这就是作风的差别，而作风的差别，最根本的还是意识，你有没有那种理想信念，为谁打仗，你是来当兵吃粮的，还是来干革命的，这个是绝对不一样的。

所以这一部《红军长征记》，我感觉到，它是用非常朴实的语言，非常青春的文笔，记录了当年红军长征的真实的场景。

有很多的细节，有很多的情感，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时代，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尽管是历尽千辛万苦，但是依然是斗志昂扬，依然是非常的青春，依然是非常乐观的一群红军战士。

这就是我整理这本书最深刻的一个感受。

四渡赤水处

我因为原来是学古代史出身的，也学过古籍整理，当年在整理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时候，我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所以我今天用过去受的这些训练，搬到了红色文献、革命文献的整理、研究中。

首先，我尽量地还原真实，还原得越真实越好，它的文字我要把最原始的状态还原出来，让读者感觉到真实。

第二，我在这些文字里作注释，他们说的这些地方，今天是什么地方，他们这些人，后来是什么身份，我都如实地记录出来。

起码我对徐梦秋、何涤宙这些人身份的考证，反映出来一个问题，就是人的一生是复杂的，他可能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不一定能革命到底。

就像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一大当年那十三位代表，真正走到底的，除了四位烈士，不就是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个人吗？剩下的人不是也都分道扬镳了吗？

但是，只要他们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起到过这种作用，我们还是应该承认他们的历史作用，把他们如实地记录在案，这个就是对历史的真实负责，也是我们后代对前辈的一种尊重。

我觉得我们后代，我们现在说的不忘初心，就是我们要真实地反映过去，真正能够还原历史真实的东西，这样的话，让读者看起来可信，他觉得可以接受，不是你在那给他灌输，给他宣传，给他做一些让他心里不相信的东西。

所以做这些工作，我是诚心诚意的，是带着一种严肃的学术的态度和一种对前辈的尊敬来做这个工作。

所以我要做到问心无愧，我要做到对得起先人，我也要做到把这一份历史遗产，原原本本地流传下去，直到永远。

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些内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