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冰天次升#优质图文扶持计划#

2023年看马伯庸写的《长安的荔枝》和《太白金星有点烦》，两部小说题材不同，但套路相似，都是体制内老实人接到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李善德要在杨贵妃诞辰之前，从距离长安五千余里的岭南运来新鲜荔枝；太白金星李长庚则是要在距离长安十万八千里的西天取经路上，给唐僧师徒设计八十一难。

任务是艰巨的，过程是曲折的，但牛马是能动的，最终二人克服了重重困难，完成了自己肩上的重任。

2025年7月27日，我和媳妇一起看大鹏导演的电影《长安的荔枝》，与两年前共情体制内老实人不容易不同，这次在光影刺激之下，一些读过的书，一些遇过的事，重新在脑海中翻腾，最终化成了一句话：荔枝本无错，错的是长安。

一、长安的幻觉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杜牧的这句诗流传千年，杨贵妃吃荔枝祸国殃民的形象就流传了千年。

荔枝就是一种水果，它本身没有什么错，历代的人们批评的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穷奢极欲，加重百姓的负担。

电影中，大鹏取巧设计了杨贵妃没有吃荔枝的情节，好似在说：真正祸国殃民的是男人，不是女人。

其实大可不必这样迎合女性观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贵妃吃不吃荔枝，关键是有一座城叫长安，长安城里永远有皇帝和贵妃：没有杨玉环，会有赵飞燕；没有唐玄宗，会有汉成帝。

在“利出一孔”的封建社会，长安城吸引来五湖四海的人们，大家匍匐在皇权脚下，想尽花招取悦皇帝和贵妃，如果龙颜大悦，那自己就可以飞黄腾达。

所以，不论是岭南的荔枝，还是西域的葡萄，只要皇帝和贵妃有所暗示，那么自然有人可以克服重重困难，最后送到他们的面前。

在这种想啥有啥，要啥来啥的环境下，皇帝和贵妃就变成了武志红笔下的“巨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所有人都围着他们转。

在这种迎合下，荔枝葡萄吃起来，霓裳羽衣曲奏起来，胡旋舞跳起来，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唱起来，万邦来朝，天下太平，长安看起来一片繁荣景象。

皇帝和贵妃觉得长安会永远繁荣。

人们也觉得长安会永远繁荣。

但渔阳鼙鼓动地来，终究打破了长安的幻觉。

二、黄草驿的逃离

其实，即使没有安禄山的反叛，电影中黄草驿百姓的逃离，也可以看出长安城的繁荣终将倒塌。

从岭南运送荔枝到长安，距离五千余里，中间停歇的地点，在古代叫驿站，在现代叫高速服务区。

李善德在运送荔枝返回长安时，发现黄草驿的驿长和驿卒全部逃走了，为了荔枝转运特意配置的健马全被牵光了，草料、豆饼和挽具也被一扫空。

这相当于高速服务区油车加不成油，电车充不了电，车坏在半路上，还拿什么运送荔枝？

问题是驿站的人为什么要逃跑呢？

这就需要回到唐朝具体的驿站政策：不像现在高速服务区的工作人员有固定工资，在唐朝租庸调制的背景下，大唐各处驿站的驿务人员，都是附近的富户与普通良民来做，视同徭役。

驿站既要负责官使的迎来送往，也要承担公文邮传，负担很重。各地驿站的日常维持经费，都是驿户自己先行垫付，每三个月计账一次，户部按账予以报销，谓之“请长行”。

李善德为了杜绝逃驿，特意在运送荔枝的预算里放入一笔贴直钱，用来安抚沿途诸驿的驿长和驿卒。他觉得哪怕层层克扣，分到他们手里怎么也有一半，足可以安定人心了。

但是，事情脱离了李善德设想的轨道。

原本按照李善德的预算，荔枝转运花费七百贯，要不从太府寺的国库出，要不从皇帝的小金库出。

可是，杨国忠为了讨好皇帝，想出了一个“不劳一文，转运饶足”的方案：要求沿途的都亭驿馆，所领长行宽延半年；附地的诸等农户，按丁口加派白直徭役，准以荔枝钱折免。

长行宽延半年，意味着驿户要多垫付整整六个月的驿站开销，朝廷才会返还钱粮。这样操作下来，账上便平白多了一大笔延付的账。

至于驿站附近的农户，他们在负担日常的租庸之外，突然要再服一期额外的白直徭役，没人愿意。没关系，那么只消缴纳两贯荔枝钱，便可免除这项徭役。

如此一来，只要“再苦一苦百姓”，荔枝运到长安，就可以收取56720贯，花费31020贯，还能结余25700贯送给皇帝。

既不用国库的钱，还给皇帝的小金库增加收入，大家上下都很开心。

什么叫苛政猛于虎，这就是！

黄草驿的百姓不逃，更待何时？

孔子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是上层阶层的选择。对于普通老百姓，在苛政猛于虎的统治下，他们一般有什么选择呢？

一是顺从。鲁迅在《灯下漫笔》中说中国自古有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只要朝廷能有法度，那么就做个好奴隶，按时缴纳赋税、定期参加徭役，争取活的好一点。至于皇帝穿金戴银、吃山喝海，那与奴隶无关。

二是反抗。当百姓被逼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两千多年前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反抗过，东汉末年张角带领的黄巾军反抗过，元朝末年的韩山童、郭子兴带领的红巾军反抗过……只要有人挑头，百姓就会被裹挟着反抗朝廷，只是反抗过后，他们大多留下累累白骨，享受不了胜利的果实。

三是逃离。当奴役、征募、赋税、劳役、瘟疫和战争等朝廷的压迫让人喘不过气，反抗的成本又太高的时候，逃离朝廷的控制就是一个不错的替代选择。

最陡峭的地区是自由的庇护所，詹姆士·斯科特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中提到的赞米亚地区，《水浒传》里的水泊梁山、陶渊明的桃花源，都是黄草驿百姓可能的归宿，在这些地方——再没有人找他们要荔枝钱了。

当一个个百姓逃离，当一个个驿站荒废，长安城的繁华又能维持多久呢？

三、推诿的好处

当李善德拿着荔枝转运方案，在户部、政事堂、太府寺、兵部等部门被来回踢皮球时，代入李善德的视角，我们会感觉这些部门推诿扯皮，办个事太难了。

在现代国家，公民到政府部门办事，国家要求“尽量跑一次”，不允许部门推诿扯皮，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高效率，对推诿扯皮自然没好感。

但是，就像吴思先生在《潜规则》中提到论资排辈也是好东西，其实在古代封建朝廷的内部，有时候推诿扯皮也是一件好事。

就拿荔枝来说，当李善德发现转运荔枝的费用只能从黄草驿、岭南荔园榨取，从沿途附户身上征派，逼得百姓逃离时，他质问杨国忠：“荔枝与国家，不知相公心中到底是如何权衡，圣人心中，又觉得孰轻孰重？”

质问领导自然没有好果子吃，李善德最终落得个流放岭南的结局。

试想，如果李善德当初在户部、政事堂就因为推诿扯皮就办不成荔枝转运，是不是就没有百姓逃离、流放岭南这些事情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推诿扯皮是不是一件好事？

其实深思下来，李善德这个荔枝使与户部、政事堂等部门之间的矛盾，其实就是皇帝与深层官僚系统之间的矛盾。

刘三解在《秦砖》中提到，依据阎步克先生的考证，秦朝和汉初“御史”是“宦皇帝者”，属于皇帝的私臣，根本无秩，就是说，并非国家编制内的“吏”。他们可以一文不值，也可以权倾一地，因为在官僚组织中，他们什么都不是，但在权力系统中，他们是皇权的代表，并随着皇权干预意志的增加而不断扩充权力。

秦始皇为了实现自己的“独治”，通过“御史”系统绕开丞相，旧的制度传统不再有约束力，结果自然是“赵政昼决狱而夜理书，御史冠盖接于天下”，也只能是“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不独秦始皇，像汉武帝、唐玄宗这种强势皇帝，都会与深层官僚系统的博弈。

汉武帝会任用卫青、霍去病这些外戚，张汤、杜周这些酷吏，桑弘羊、孔仅这些敛财者，扩大官僚系统来达成自己好大喜功的目的。

唐玄宗所在的唐朝，与深层官僚系统的博弈之一，就是跳开外朝衙署，派发各种临时差遣，任用各种使职。

吕思勉先生在《中国通史·官制》中提到，唐朝“中叶以后，立检校、试、摄、判、知等名目，用人多不依资格，又为宋朝以差遣治事的根源”。

比如，宫中冬日嫌冷了，便设一个白居易《卖炭翁》里的木炭使；想要广选美色入宫，便设一个花鸟使。想吃荔枝了，就设立一个荔枝使。

这些差遣本是为了满足皇帝的私欲，如果是户部，可以说府库没钱；如果是礼部，可以说不合礼节；如果是大理寺，可以说没有法律依据……

总之，在深层官僚系统，总会有技术官僚用正当的流程和理由约束皇权的任性，有些事情，拖着拖着也就没了。

但是，理论上拥有无限权力的皇帝，要吃荔枝可不想被这些技术官僚约束，一个想上位的荔枝使就会想尽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

当李善德拿着杨国忠的腰牌，户部、政事堂、太府寺、兵部、上林署的官员全力配合转运荔枝时，他们平常的工作就被耽搁了，一切以皇帝的需求为主要目的——深层官僚系统被破坏，皇权再无约束。

当一颗颗荔枝毫无约束地送进兴庆宫的花萼相辉楼，长安城也终将走向它灭亡的归宿。

PS：

1、荔枝本无错，长安也没错，错的是住在长安城里的人，错的是长安城里升腾的无限欲望。

2、2024年6月29日，在西安万邦书店胡成的《萧关道》新书发布会，有读者提问嘉宾罗新老师：您觉得哪本书使您的学术转变最大？罗新老师回答：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

这本书有这么大的魔力？恰好万邦就有这本书，给媳妇请了假，一口气读到晚上8点多，把这本书读了50页后，确实深受震撼，后来在网上买了纸质书读完，文中“黄草驿的逃离”的灵感即来源于《逃避统治的艺术》。

3、前几年偶然认识刘三解，又读了他的《秦砖》和《汉瓦》，当时就对秦始皇使用御史来“独治”有所触动，和历史中的某些场景是那么相似，当时还特意请教过他，今天文章中“推诿的好处”的灵感即来源于此。

4、马伯庸的小说《长安的荔枝》两小时就可以看完，大鹏的电影《长安的荔枝》两小时也可以看完，都挺不错的，可惜看电影时就只有我们夫妻和一位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