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初识王尽美

1919年5月，我与王尽美同志初次结缘。当时，我正就读于山东诸城县枳沟乡立高等小学一年级。日常饮食多赖谷子换得的煎饼，偶尔也会在老师的厨房里煮上一些青菜。我常光顾的菜园名为郑家菜园，园主郑明训先生。后来方才得知，这位和蔼的老人竟与王尽美同志有着姑甥之亲。郑家的菜价公道，蔬菜洗刷得干干净净，因此，我和几位同学便常常光顾郑家菜园，日久天长，我们与园主一家也建立了友谊。

“这是我的表弟，王瑞俊，来自北杏，现就读于济南省立第一师范。今日，他以山东省学生联合会的代表身份，来诸城县组织学生会，旨在反日救国，同时也是回家省亲。”他又拉着我介绍道：“这位是王蔚明老弟，王乐平先生的侄子，也是我们这里高小一年级中的佼佼者。”当时，我尚不知这位名叫王瑞俊的青年便是王尽美同志。只见他听完介绍后，热情洋溢地对我说：“真是缘分，竟在此地与你相遇。王乐平先生是革命的老前辈，我在济南时常能见到他，此次爱国运动，他更是积极的拥护者。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但也可谓是早已相识的间接朋友。”言罢，我们便开始了一段愉快的交谈。

尽美同志详细阐述了五四运动在北京的系列壮举，包括火烧赵家楼、痛击章宗祥、向北京政府请愿、严惩卖国贼、通电全国、号召各地同胞共同抗争，以及电请中国代表出席巴黎和会拒绝签署和约等事件。继而，他提到济南的学生群体，与全国各地的学子们一样，积极响应当地学生的号召，纷纷成立了学生会。目前，全国各地已形成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等一致行动。此外，他还分享了自己抵达诸城后，在当地教育界爱国人士的协助下，顺利推进工作的经历。

尽美同志向我传授了革命的理论。其核心观点是，辛亥革命虽推翻了清朝一位皇帝，但国家权力并未真正落入民众手中，各地依然由军阀统治，压迫民众。虽推翻了一个皇帝，却涌现出无数“小皇帝”，他们争夺权力，连年战乱，使民不聊生，情况甚至比以前更加严重。因此，若要实现民主、和平与幸福，就必须进行新一轮的革命。只有彻底击败国内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方能实现复兴。一些革命前辈，如王乐平、丁惟汾等，也持有此观点。十月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反思辛亥革命以来的历程，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以俄为师”的口号，企图重振旗鼓，再创辉煌。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未能广泛动员劳苦大众参与革命，过分依赖现成的武装力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一直依赖军阀、土匪，而这些军阀、土匪只图升官发财，扩充个人势力，对国家和人民并无真心。在他们势力薄弱时，便借助孙中山的名望，打着革命的旗号，扩充势力；等到势力壮大，便将孙中山抛弃，使他孤立无援。这样的革命怎能不失败？此次爱国运动，旨在从学生运动开始，联合工、农、兵、学、商各界民众，共同投身革命。

彼时，我尚是年仅十三岁的学子，未曾有人以如此庄重之态与我论及国家之大事。聆听王尽美同志的教诲，我顿感耳目一新，恍若拨云见日。初次相见，便让我对他油然而生深深的敬意与钦佩。

王尽美

02、领导学联运动

两日过后，正值午休时分，我目睹了王尽美同志踏入我们的小学校园，他与那些来自北杏村的老同学在教室外热切交谈。于是，我便邀请他到我的房间中小坐片刻。

当他瞥见我桌上摆放着《新青年》、《新潮》、《新生活》等杂志时，不禁感慨道：“在这偏远的乡村小学，竟能见到这些先进读物，实属难得！”我回应道：“确实如此，我无力负担订阅费用，这些杂志均是向老师和同学们借阅而来，它们大多已是他人阅读过的旧物。”他连连摇头，说道：“不，不，不，这些杂志中的文章，即便过去几个月甚至几年，依然不失其时效性。诚然，其中言论并非全部都能成为永恒的准则，然而它们所提出的问题，往往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而它们所给出的建议，亦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的。”

他询问我这些书籍究竟出自何人之手。我回答道，是班上一位名叫范予英的同学，他的三哥范予遂——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现在正就读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定期给他寄送《新潮》与《新生活》两本杂志。我们学校的庄耀南老师在得知此事后，随即订购了一份。而代理校长王立哉在杂志中发现《新青年》的广告后，也随即订了一份。这些书籍均是从他们那里借阅而来。听闻此事后，尽美便嘱托我与他一同寻觅这三位人士。经过一番交谈，他与我道别，并表示自己即将返回济南。他引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鼓励我积极参与到爱国运动中去。

不久王尽美离去，诸城县学联便派遣了两名代表莅临我校。代理校长王立哉随即召集全体师生召开大会，邀请学联代表发表演讲。紧接着，王立哉与初级班主任庄耀南相继发言，表达了对此举的支持。会议结束后，枳沟学生会与商会携手，共同成立了枳沟各界救国联合会，并迅速印制宣传材料，规定限期禁止日货流通，同时禁止内地物资出口以支援敌人。学生们停课组织成立十个工作小组，积极投身反日运动，或是在集市上宣传，或是在通往青岛的主要道路上检查日货，以及贩运粮食、棉花、花生等物资的商贩，学生们的爱国运动由此轰轰烈烈地展开。

“我们曾鼓动同学们投身爱国运动，他们废寝忘食，奔走呼号，辛苦半年，却最终真相不明，甚至有同学因此失足落水，流落他乡。这是一次惨痛的教训，我们深感愧疚。”他们既不敢彻底调查真相，与地方豪绅为敌，又不愿忍受侮辱，最终选择辞职以示抗争。这场爱国运动遂以悲剧收场。

03、济南重逢

在1923年的暑假，我与王尽美同志迎来了第二次的相遇。在那年暑假前的数周前，我的堂叔王乐平通过一封来信，邀请我假期结束后前往济南。抵达济南后，我便入驻了位于大布政司街的齐鲁书社——那是当时山东地区国共两党共用的秘密联络站。书社面向东方，背对西方，沿街设有四间门面，不仅销售各式进步的图书和杂志，还兼售学生用品，生意十分红火，也因此得以与众多进步青年建立起联系。书社除店面外，还设有三间图书室，其中每一种书店所售书籍都保留了一本，存放在此。室中中央摆放着一张乒乓球台，周围则散布着椅子、板凳和躺椅。然而，乒乓球台真正用于打乒乓球的时间并不多，更多的是作为开会和座谈的场所，夜晚有客人来访时，它也常被用作床铺。在书社南端西窗下，有一张竹床，那里便是我每晚的安息之地。

屋内墙上悬挂着各式各样的乐器，如箫、笛、二胡、三弦等。每当同仁莅临，往往在座谈前或会议后，便会吹奏、拉弦、弹拨、吟唱，相互协作，营造出一场微型的音乐会。尽美同志在此领域尤为精通，吹拉弹唱，无所不能，其生旦净末的表演更是幽默风趣，无论是旧曲还是新歌，他都能信手拈来，成为这里最为活跃的一员。

在晨光初照的一天，乐平叔与尽美同志先后步入屋内。他向我介绍尽美，说道：“这是王瑞俊同志。”随后，他又指向我，向尽美解释：“这位是我的侄子，蔚明。”我回应道：“我们虽已阔别三四年，但彼此的印象依旧。”乐平叔离去后，我与尽美同志便开始回忆往昔，相互询问彼此分别后的点滴。

在探讨五四运动期间枳沟学生抵制日货的历史经过及其结果时，我描述了同学们的激愤与无奈。随后，我询问他，面对我国如此腐败的社会，是否还有希望，又该如何拯救？尽美同志认为这个问题至关重要。他指出，自己在五四运动期间走遍了更多地方，对各地抵制日货未能持续及救国团体分崩离析的情况有更深入的了解。他曾陷入长时间的苦闷，但在北京遇见了李大钊教授，在上海又遇到了蔡和森教授等全国青年仰望的学者。他们用社会发展观和阶级分析法为他解开了思想上的束缚，并指引了光明的前途。尽美同志进一步指出，我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已是腐朽透顶，城镇商号大多为地主经营，他们只会祸国殃民，指望他们救国是不现实的。至于学校青年，多数为地主子女，虽然我们不应将他们与地主同等看待，但受地主阶级思想和封建社会恶习的影响，只有少数人会选择投身革命，大多数人将成为地主阶级的陪葬品。因此，革命的重任只能寄托于被压迫的工农劳苦大众。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还需我们阅读进步理论书籍，逐步解决。

他话音刚落，我紧接着提问：“乐平叔称您为同志，不知您是否已成为国民党的一员？您对国民党的现状和未来有何看法？”他回应道，孙中山先生思想前卫，博学多才，公正无私，忠诚于国家，让人深感敬佩，他愿意跟随孙中山为国家的繁荣贡献力量。辛亥革命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这是一项伟大的成就，然而，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尚未彻底完成，还需继续努力。

我言道：“您赞颂孙中山先生大公无私，忠诚报国，此言甚是，我深表赞同。然而，关于他思想之先进与学识之渊博，我却不敢苟同。”随后，我将自己对孙中山先生某些主张的见解一一道来。尽美同志听后，认为我所提出的问题既重大又复杂，一时难以给出令我满意的解答，他建议我们日后再行深入探讨。尽美同志还补充道，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先生倡导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这比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更为进步，相较于一般官僚与士大夫，更是如此。若我们生于那个时代，未必能拥有超越孙中山先生的思想。自十月革命爆发后，孙中山先生采纳第三国际的建议，着手改组国民党，重新诠释三民主义，推动国共合作，这无疑更是其进步之举。要准确评价孙中山先生及其国民党的未来，还需关注其接下来的行动走向。

“这菜做得怎么这么差！”他竟然给了炊事员两个耳光。真是无法理解，这位乐平大人自称信仰三民主义，那民权主义又该怎样体现呢？

尽美同志闻言，感慨道：“在国民党内部，三叔这样的官僚作风已然不多见。然而即便如此，辛亥革命未能完全实现三民主义的目标，在国民党成员的构成上，亦能寻得端倪。然而，对于这些革命的先驱者，我们仍寄望他们能与时俱进，其思想与作风亦能有所更新。”言罢，尽美同志便起身告辞。

04、率真王尽美

自此而后，尽美同志对我愈发亲昵。他频繁造访齐鲁书社，亦常至乐平叔府上，我们相会之频，交谈之密，难以计数。每一次会面，无不畅谈古今，海阔天空，无所不包。然而，尽美同志事务繁忙，常是行色匆匆，深入交谈的机会并不多。如今回想那段与尽美同志交往的时光，唯有几回印象深刻：

“你觉得呢？”王乐平并未回应。我则回应道：“瑞俊兄，开个玩笑无妨，但在三叔面前如此无礼，似乎不太妥当。”尽美露出一个顽皮的鬼脸，模仿京剧的腔调说：“老弟，你有所不知，我与令叔是忘年之交，他对我的见解甚是欣赏，我怎敢不倾囊相授？”随后，他转身向王乐平深深一鞠躬，继续说道：“三老爷，您觉得这如何？”王乐平只是微微一笑，并未回应。尽美在屋内转了一圈，观察了我所阅读的书籍后便离开了。两天后，我再次拜访乐平叔家，我三婶为我量身定做了一件月白色竹布大褂，并赠送了我一双旧皮鞋和一双线袜。

那是一个夜晚，尽美同志再次踏入了齐鲁书社，向经理王立哉提议：“今宵已晚，我想在此借宿一晚。”言罢，他寻来一床褥子和一床被单，打算在乒乓球台上安顿下来。我建议他睡床，自己则愿意睡在桌子上，但他以床铺过窄，腿伸不开为由，我也就不再坚持。尽美同志整理好睡处后，并未立刻就寝，原来他是特意来解答我的疑问。我们的对话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延伸至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云南起义，再从马海龙占领诸城的话题，引申到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以及国民党人的思想作风。我们谈论最多的，是国民党改组的前景。总体而言，尽美同志对我对孙中山、王乐平的看法表示认同。他提到，旧三民主义中仍存有封建思想的残余，革命必须依靠群众，将自己视为高人一等，将群众视为平庸之辈是错误的。孙中山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他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国民党的改组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改变这一点，即他接受十月革命成功经验的程度。革命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必须唤醒民众的觉悟，使他们团结一致，共同行动，才能取得胜利。

“就当前中国形势而言，国民党仍是一股革命力量，加入是可行的。”

王尽美同志多次与我交谈，却始终未曾向我透露过“尽美”这一名字，而我也未曾听闻有他人如此称呼他。直至1924年春天，邓恩铭同志在提及他与我介绍入团之事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尽美”即是瑞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