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伊始，日本帝国主义加速了对中国的侵略进程，而蒋介石依旧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误方针，全国范围内要求“国共团结抗日”的呼声愈发强烈。面对这一形势，1937年7月17日，中国共产党派遣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国渠，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在江西庐山展开了历史性的会谈，即庐山会谈。

最终，在周恩来总理的不懈努力下，成功赢得了宋美龄、宋子文、张冲等要员的赞同，促使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之后，正式与共产党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建，并正式发布了《国共合作宣言》，从而构筑了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会议落幕之际，蒋介石内心依旧显得不甚情愿，他对与共产党实现“真诚合作”并无太多期待。此时，国民党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前来向蒋介石汇报事务。两位均为黄埔军校的校友，在交谈中，刘建绪好奇地询问蒋介石，百年之后，究竟何人能继任他的位置？

蒋介石几乎说出口。毛泽东，因其深得民心，赢得了广泛的拥护；而邓演达，尽管已经离世，却也享有崇高的声誉。

邓演达究竟有何特殊身份，竟能获得蒋介石的高度赞誉，并执掌国民党全局大权呢？

邓演达，1895年诞生于广东惠阳永湖乡，其青年时代投身于“辛亥革命”，坚定地践行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在追随孙中山先生的过程中，邓演达屡次冲锋在前，参与多场战役。1925年，孙中山先生不幸因病离世，邓演达随即着手筹备组建政党（即农工党的前身）。

1927年3月7日，邓演达在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脱颖而出，荣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农民部部长以及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等要职。然而，同年，蒋介石与汪精卫相继背离革命初衷，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合作历程由此画上句号。

邓演达义愤填膺，与蒋介石、汪精卫决裂，相继发表了《告别中国国民党的中国同志们》和《辞职宣言》等激昂人心的公开声明，断然与国民党政府划清界限，秘密撤离武汉，踏上前往莫斯科继续革命征程的征途。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起了反革命政变，邓演达力主免除蒋介石的所有职务，以保障左派势力对地方党部的掌控。紧接着的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邓演达与宋庆龄、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等四十余位来自各界的知名人士共同发表宣言，严厉谴责蒋介石为“叛徒”以及“民众的蛀虫”。

在随后的数月里，邓演达积极组织中央军政学校的各期学生举办“讨蒋大会”。然而，冯玉祥的军队介入，对蒋介石提供庇护，这让邓演达深感忧虑。1927年6月29日，邓演达参加了他最后一次的国民党中央会议，随后便离开祖国，远赴莫斯科。

1927年8月17日，邓演达出席了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举行的盛大大会，会上，他坦陈了对挽救国民革命的深切遗憾，并坚持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三民主义。在此，他公开声明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由此被誉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外挚友”。

周恩来总理曾回忆往事。邓演达深信革命之理，与我们保持长久且紧密的合作关系，堪称国民党内的左翼先锋。

读者们不妨深思，邓演达毅然决然地与国民党分道扬镳，屡次发起对蒋介石的讨伐，自然在老蒋眼中成了难以容忍的痛点和隐患。

1922年，蒋介石与邓演达开启了交往之旅。在这长达十年的交往历程中，尽管“中山舰事件”使得二人之间产生了显著的分歧，但总体而言，他们依旧保持着融洽的相处，并维持着相对紧密的合作关系。

直至1927年，双方关系骤然恶化。自上海“四一二”清党事件爆发，邓演达便迅速表达反对立场，将蒋介石称为“中华民族千古罪人”。仅仅4个月，国民党的政治格局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蒋介石与邓演达长达近十年的合作关系破裂，矛盾激化，最终分道扬镳。

介于1928年至1930年的时光里，邓演达遍历欧洲的众多国家，其后更赴伊拉克、印度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同年5月，他自海外归来，重返上海。在考察即将画上句号之际，邓演达曾与宋庆龄有过一番对话。面对各种反动势力的阻挠，我仍坚定不移地追随孙中山先生，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以实现先生未竟的夙愿。

归国之后，邓演达迅速展开联络，积极与各界人士沟通，着手筹备成立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到了1931年年初，他携手上海地区的部分黄埔军校校友，共同策划并发起了针对蒋介石的“讨蒋行动”。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于上海愚园路不幸因叛徒的背叛，遭租界巡捕拘捕。次日，即8月18日，他被秘密押解至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随后，蒋介石亲自下令，将邓演达押送至南京。

传闻蒋介石曾遣人劝说邓演达，勿与己为敌，重返国民党阵营，二人昔日亦曾交好，日后诸多事宜亦宜协商解决。然而，邓演达又岂能对蒋介石敷衍了事？他早已抱定誓死之心。

1931年11月29日，邓演达在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遭遇暗杀。关于下达暗杀令的具体责任人，至今尚无明确结论，然而普遍猜测疑点集中在蒋介石身上。

对于这一结局，邓演达早已有所预感，他曾多次与宋庆龄谈及此事。：若蒋介石得知他归国，必不会轻易放过他。邓演达被捕之际，宋庆龄女士倾尽全力进行营救，然而终究未能挽回局势。邓演达不幸遇害，这事件更加坚定了宋庆龄先生对中国共产党坚定的支持。

上述内容大致概述了邓演达牺牲的前因后果，以及他与蒋介石之间矛盾的产生与发展。显而易见，邓演达在国民党内部的感召力，是蒋介石所无法比拟的。身为昔时紧密跟随孙中山先生左右的人物，邓演达在革命和政治立场上或许略显偏左，但他始终将国家和民族的大业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不敢说在国民党内一呼百应，至少个人魅力与口碑声望比蒋介石要好上不少。只可惜，一心为国为民的邓演达先生却毁于玩弄权术的蒋介石之手，实乃民族之悲。

清除掉这一心腹之患之后，蒋介石对抗日救国的重任置若罔闻，仍旧坚持高压的独裁统治。常言道：“多行不义必自毙。”拥有如此腐败堕落之政党与荒唐至极的最高领导人，国民党怎能逃脱败亡的命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