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8年9月，《人民日报》刊登了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那是我首次听闻其名，自此，他的“左”倾思维便深刻印入我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张春桥加入中央文革后，其政治立场之“左”令人瞠目，品行更是阴险狡诈、傲慢无礼。他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后，尽管我们的办公室位于同一栋大楼，他却鲜少光顾总政，我们鲜有交集。然而，在他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之前，他的阴险狡诈之处，我已有所体会。

张春桥肩负“钦差大臣”的重任，与姚文元一同在济南施展双面策略。

1967年2月3日，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在中央文革康生等人的授意和支持下，窜到济南夺了中共山东省委的权，成立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旋即，中央文革向济南军区发出了所谓“四个支持”的指示，即“支持王效禹、支持以王效禹为首的省革委、支持‘三结合’形式、支持三大左派组织”。

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时期，济南军区党委虽然对“文革”的实质感到困惑，然而，凭借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坚定信仰，以及对组织纪律的严格遵守，他们对王效禹同志给予了应有的尊敬与支持。军区党委作出决定，由司令员杨得志负责参与省革委的“三结合”工作，而政委袁升平则负责领导部队的“三支两军”事务。机关迅速抽调了大量干部成立了“支左指挥部”，全军区调动了十余万名指战员投身于“三支两军”工作，这对于稳定当时山东地区混乱的局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革”初期被要求“靠边站”的地方领导干部，多数得以解脱并参与了“三结合”工作，原本分裂的群众组织也实现了联合，生产和社会秩序得以逐步恢复。

然而，这一局面并未持续太久，便遭到了王效禹及其同伙的破坏。他擅自将群众组织分裂为“革命派”与“保守派”，偏袒一方，打压另一方；将干部重新投入使用的行为诬称为“走资派复辟”；将“三结合”的革委会贬为“大杂烩”，鼓吹“踢开”和“砸烂”；还将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工作恶意解读为“以生产压制革命”等。济南军区党委与王效禹之间的分歧日益加剧。

恰在此时，江青等人在首都北京发起了针对所谓“二月逆流”以及“带枪的刘邓路线”的反击。王效禹及其同伙迅速响应，在全省范围内展开了所谓的“反逆流”行动，其锋芒首先指向了执行“支左”任务的解放军。他们四处张贴“挖出保守势力的黑后台”、“铲除反革命逆流的根源”、“推翻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杨得志”、“打倒杨国夫（参与省革委‘三结合’的军区副司令员）”等标语和大字报，充斥了济南乃至全省的大街小巷。鉴于此，济南军区党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发出了电报，对王效禹的行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4月30日，张春桥与姚文元声称受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委派，悄然抵达济南。他们宣称将全面展开各项工作，致力于“妥善解决山东问题”。为了彰显中立立场，他们在抵达后并未选择入住军区招待所或省革委会宾馆，而是选择在飞机场就地安顿。

当时我供职于济南军区政治部，与众多军区机关干部的心情相仿，对张、姚二人“一碗水端平”的表态深信不疑。我们坚信他们能够秉持公正，实事求是地解决军队与王效禹及其它社会派别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

张、姚住下不久，假惺惺地召集军队和地方的代表开座谈会，听取双方意见，并坐车去街上看大字报、大标语。张春桥在街上看到拥护解放军的标语后，原形毕露，情不自禁地说：“凭我的经验，一看就知道是‘老保’贴的！”陪同视察的袁升平政委回敬了他一句：“难道左派就不能支持解放军吗？”张春桥闻言，脸色阴沉，心中记恨，这便成为他日后针对袁升平进行打压的导火索。

张春桥主要负责联络“支左”解放军，而姚文元则专注于争取两派群众的支持。军区党委充分尊重他们的意见，迅速作出安排，召集了济南驻地的机关与部队的排级以上干部举行集会，并邀请张春桥发表讲话。期望他能够基于军队、王效禹以及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团结意愿，提出双方均能接受、有助于问题解决的宝贵意见。

然而，张春桥在“八一”大礼堂对千余名军队干部的演讲，却充斥着王效禹所青睐的陈词滥调。他大谈解放军应如何增强“路线斗争觉悟”，并详述了上海如何亲近、爱护、庇护和支持造反派，以及如何分化、瓦解、击垮乃至消灭保守派的策略。他呼吁“支左”的战士们应“转变立场，顺应潮流”，强调要与造反派团结一心、并肩作战、共同胜利。这场演讲在军队中引发了极少数人的煽动，进而导致了军队内部的分裂，使得局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张春桥的这次讲话助长了王效禹的反动气焰。两天后，他就制造了震惊全省的镇压一派群众的“五七”事件。

张春桥与姚文元，在以开展两派群众工作为名之际，决议于5月7日举办群众集会并发表演讲。然而，王效禹一众依循张春桥所传授的上海对抗“保守派”的策略，仅向造反派发放了入场凭证，保守派却被排除在外，此举激起了众多群众的不满。自5月6日起，陆续有群众前往省革委会请求领取入场票。王效禹布下陷阱，诱使未能获得门票的一派群众，于当夜大批涌入省革委会院内。他同时派遣人员混入院内，肆意涂鸦、破坏财物，伪造现场，嫁祸于前来索票的群众。至5月7日凌晨4时，王效禹派遣宣传车宣布，入内索票的行为已构成“冲击省革委的反革命事件”。随后，他调动数万造反派，包围并强行驱赶院内索票群众，近万人遭受殴打。他们强迫每个人口含稻草，高举双手呈现投降姿态，进行人身羞辱，并非法逮捕关押了300余人。

王效禹还企图把要票的一派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公开予以取缔。他拟出文稿，要求以济南军区与省革委会的名义，联合发文宣布。军区党委认为这不符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对待和处理大型群众组织的规定，拒绝签署。同时，杨得志与袁升平迅速找到张春桥、姚文元，请他们对此事表明态度。张春桥既不点头，又不摇头，板着面孔耍滑头说：“再考虑一下。”实际上，在王效禹以武力驱逐到省革委会大院要求投票的群众之后，张春桥便紧握王效禹的手表示祝贺，姚文元也紧接着附和道：“祝贺你们！祝贺你们取得了一场重大胜利！我们将永远与你们并肩作战、共同胜利！”

张春桥针对四川会议期间播放电影一事，责令我及中办秘书部门撰写检讨书。

1972年三月，中央作出决策，指派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及成都军区的领导团队进京，接受政治局直接指导，召开专门针对四川问题的会议，以解决在“揭露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中所面临的各项问题。会议地点定在了京西宾馆。会务的组织工作则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与总政治部各自指派一名代表共同负责。中央办公厅选派了一位来自河南林县的许姓青年（我私下里称呼他为小许），而总政治部则决定由我参与其中。

午夜时分，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于总政大楼的办公室内，亲自向我布置了任务。他指示，次日一早我便需前往京西宾馆报到，肩负的主要任务是负责记录与撰写简报。实际上，我和小许的任务并不止于此，我们不仅要记录大小会议的内容，还需每日撰写一期会议简报，同时还要负责安排与会人员的住宿及文化娱乐活动，布置每次会议的会场，以及转达与会同志提出的各项问题。这一连近一个月的会议，除星期日外，每天都持续进行。我们白天投入会议讨论，夜晚则笔耕不辍地撰写简报，有时甚至难以保证每晚8小时的充足睡眠。

此次会议的召集工作由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李大章与临时调任成都军区的政委刘兴元共同承担。四川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在京期间，分别在会议开始和结束之际，两次受邀前往人民大会堂，受到周恩来同志率领的政治局全体成员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接见。在会议进行的每一天，政治局部分成员会轮流与会，参与人数不定，少则二三人，多则四五人。其中，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等人参会频率较高。此外，周恩来同志还特地安排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接见活动，除四川会议的代表外，还邀请了广东、广西、湖南三省以及广州军区的领导一同参加。

3月15日傍晚，小许在餐后不久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通知中提到，周恩来总理将于当晚10点之后，在京西宾馆接见来自四川省及中南三省的同志们，并要求会务组做好会场布置。我指示小许向周恩来总理请示是否需要准备会议记录。须知，当时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都采用中央办公厅统一印制的记录本，每本包含50页，每页均标有编号，封面则清晰标注了使用会别、起止时间、编号以及记录人姓名等信息，显得极为正式。若决定记录会议内容，我们在前往会议室时便需携带此记录本。经过中央办公厅的请示，周恩来总理决定此次会议无需进行记录。

晚上10点，我们请参加接见的领导同志，到京西宾馆会议楼的第二会议室集合。中共中央领导人叶剑英、纪登奎、李德生、华国锋等也陆续到达。等到午夜过后，周恩来才忙完别的事情赶到京西宾馆。此时他还没顾上吃晚饭，进入会议室同大家一一握手后，让会议楼的服务员转告厨师给他准备晚饭。饭送来后，周恩来坐在茶几前边吃边说，寒暄一阵后，向大家宣布了一些人事安排。接着，周恩来比较详细地谈了“九一三”事件发生的过程。中间有人插话问：“为什么不把飞机打下来，叫他跑出去了？”周恩来说：“林彪是副统帅，我们手里没有现在的这些材料，打下来怎么交代？”他用手指朝着会场四周的人来回点着问：“当时有谁敢作出那样的决定？”随后，周恩来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多次路线斗争。随着话题深入，气氛越发热烈，从凌晨一点一直讨论至凌晨四点半，共计三个半小时。

从周恩来那略显严肃的寒暄语气中，我察觉到他似乎有重要事宜相谈。于是，我随手从会议桌上取来一些32开规格的便笺纸，暗中记录下他此次谈话的关键内容，至今这些笔记依然保存得完好无损。

张春桥在四川会议期间，究竟为何要求我及小许就放映电影一事撰写反省书呢？

3月24日，随着四川会议议程的圆满落幕，会议通过了《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此时，几位同志向我们提出了观影的请求。我们便请他们推荐影片，大家纷纷提议了《乔老爷上轿》等七八部作品。面对小许的询问，我回应道，我们应按照官职的高低来决定，由职位最高者来指定。于是，我们便遵循刘兴元的意见，选定放映《王熙凤大闹宁国府》。这部影片我和小许都未曾观看，甚至未曾听闻，但可以确信它属于“封存片”范畴，需要撰写报告并经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批准，方可从国家电影局取得拷贝。

我们与小许均对李先念的平易近人印象深刻。因此，我们联名向李先念提交了借用影片的申请报告，他很快便给予了“同意”的批示。当天午后，我们便从东郊的地下仓库成功借回了所需影片。

晚餐过后，夜幕低垂，京西宾馆的一号会议室正准备开始播放电影。突然，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铃声响起，传达了周恩来同志及政治局其他成员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四川会议代表的消息。尽管四川的代表们已经全部撤离，但放映的电影并未中断。这是因为会议室中仍有五名观众在场，其中一位便是浙江省革委会的负责人，以及当地的部队军事首长熊某。

熊某及浙江省革委会的另一负责人，以及当地部队的政治领导南某，数日前抵达北京，旨在参与政治局举办的浙江专题会议，他们亦下榻于京西宾馆。中央办公厅特委托四川会议会务组负责他们的日常照应。我和小许考虑到南、熊两位晚上闲暇，便提议他们不妨观看一场电影消遣。小许将这一建议告知二人后，南某作为浙江省的最高领导人，鉴于浙江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他并无心情去观赏电影；而熊某则独自前往观影。

翌日清晨，中央办公厅便向小许传达了指示，告知张春桥与姚文元将于上午九时莅临京西宾馆接见南、熊二人，并要求做好相应准备。在八点半之前，我们两人便已抵达会议楼，完成了会场的布置，随后便下至礼堂后院，静候他们的到来。不久，张春桥与姚文元乘坐一辆红旗轿车抵达。待我们引领他们进入会议室后，张春桥瞥见我们手中持有会议记录本，遂指示道：“无需记录，你们可以回去了。”

我们回到主楼11层住处后，以为上午可以轻松一下了。小许守电话，我下到一楼小卖部购物。东西还没有买上，小许便拿着记录本急匆匆地往会议楼赶，一面紧走一面朝我喊：“老刘，快走！”我回应道：“你先走，我立刻回去取记录本，戴上帽子，马上就到。”我迅速上楼取好所需物品，赶往会议楼，按下电梯按钮等待上升。电梯缓缓从楼上下降，门一开，小许便从其中走出，示意我返回。从他的神色中，我猜到了可能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抵达11楼后，小许才缓缓开口：“他们追问昨晚播放的电影是由谁安排的，质问放映这类‘封、资、修’的电影，与‘两条路线斗争’有何关联，对解决四川问题有何助益，你们是否知道这是一部香港制作的电影，是严禁观看的！此事非同小可，你们必须撰写一份深刻的检讨书！”

小许步出会议室，于走廊中偶遇休息中的秘书与警卫，方才得知此消息乃熊某告知张、姚二人。事缘我和小许离开会议室后，张春桥在正式议题展开前，询问南、熊二人近日常作何事。熊某答道：“昨晚观赏了《王熙凤大闹宁国府》这一电影，内容繁杂混乱，实属无趣至极！”

鉴于我们的学习尚不足，对于路线斗争的认识不够深刻，同时缺乏文艺领域的常识，我们未能辨识出电影《王熙凤大闹宁国府》的拍摄地点及其具体内容，更未将其与路线斗争及解决四川问题的背景相联系进行思考。我们仅因认为四川来京的同志们连续开会近一个月，身心疲惫，故而未经深思熟虑便擅自借阅并播放了这部娱乐影片。遗憾的是，四川的同志们并未能完整观看，仅是初尝滋味便因公务去了人民大会堂。对此，我们虚心接受首长的批评，并深刻反省，承诺今后将避免类似错误的发生。

午前时分，张、姚二位尚滞留在京西宾馆内，小许便将那份检讨书交予了他们的秘书。据小许所述，他自钓鱼台的某位秘书处听闻，张、姚二位在审阅了我们的检讨书后，已将其转呈江青同志手中。

张春桥于江西会议期间，对江青极尽巴结之能事，频繁更换会场，刻意制造纷扰。

1972年三月下旬，随着四川会议的圆满落幕，紧接着，政治局相继举办了江西会议与浙江会议。我有幸与小许共同承担了江西会议的会务筹备任务。

江西会议的核心任务是纠正江西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程世清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旨在“揭开江西两条路线斗争的序幕”。起初，程世清被指定为会议的负责人，然而，除了在日常会议简报上签名外，他并未参与其他行政工作的具体执行；这些工作主要由省委副书记白栋材亲自负责。至于文字工作，则由原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黄知真全权负责。随着会议的推进至尾声，中央决定调派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进京，接替程世清的职务，成为会议的新主持人。

会议开始前，周恩来在政治局集体接见参会人员时指示，会议首先要安排一项议程，就是与会全体人员集体参观毛家湾林彪住所。周恩来说：“程世清同志，你明日可前往毛家湾一探究竟，核实林彪的住所是否与你在《在林彪副主席家做客》一文中所描述的一致，即坚持勤俭节约，以煤球炉子为取暖设备……同时，也请查看江西方面为林彪所打造的陆上与水上兼备的汽车。”

翌日清晨，我与小许就参观现场的分工进行了提前的商讨。我承担起确保参观队伍末尾成员不至脱队的职责；而小许则专注于陪伴程世清，留意他在参观途中的情绪波动。在参观过程中，程世清的情绪始终显得低沉，尤其当他目睹院子里停放的水陆两用吉普车时，其表情显得异常不自在。紧接着，他径直走向停车处，猛地坐进车内，后仰靠在座椅上，闭上双眼，连声咒骂。鉴于程世清的这些反应不宜直接记录在简报中——简报需经他本人审批，我便与小许联名，以手抄件的形式撰写了一份《情况反映》，并予以呈递。

继此之后，此类汇报工作亦需采用此法进行，至第三次撰写时，我们意识到有必要对汇报进行编号，以避免遗忘具体次数，遂将此次汇报命名为“第三号”。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同志或许认为此次所反映的情况尤为关键，遂将其转呈毛泽东主席审阅。毛泽东主席见此为“第三号”，便提出希望查阅前两次的《情况反映》。据此，中央办公厅通知小许，今后所有《情况反映》均需提交毛主席审阅，并分发给政治局成员，同时要求改为铅印版。

我与小许着手撰写《情况反映》，篇幅通常不超过两页，内容相对简练，却意外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此一细节亦足以显现，他对江西会议的关注程度之深。

然而，江青却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虽参与江西会议的次数不多，但在关乎江西路线问题的重大会议上，她的举止显得颇为不庄重。而张春桥则竭力表现出自己的谄媚与迎合。

在一次上午的会议上，政治局成员江青与张春桥莅临。依照常规，会议地点安排在第二会议室。江青与张春桥步入会议室，尚未提及会议议程，江青便提议道：“这会场如此宽敞，略显空旷，是否可以更换至一个更为紧凑的场所？”

张春桥迅速点头哈腰，步履匆匆地离开了第二会议室，随即亲自寻觅会议楼的工作人员，请求其指引，为他挑选新的会场。片刻之后，张春桥带着新的消息返回，招呼众人一同更换会场。他所选定的，是位于第二会议室南侧的一间小会议室，其窗户亦朝东，室内并无沙发，仅摆放着会议桌与椅子。

众人落座后，纷纷开始发表意见。江青提及屋内时有微风拂过，张春桥闻言即刻起身，疾步至窗前，仔细查看漏风的具体位置。一番查找后，他并未发现明显的漏风点，推测可能是窗户的朝向不当，于是命会议楼的工作人员带他寻找面向南方的房间。张春桥选定房间后，便转身引领大家重新更换会场。

迁至第三会场不久，江青便表示自己尚未用过早餐。张春桥随即命服务员寻厨师为江青准备餐食。片刻后，餐点送达，江青却不愿在会议桌前当众进餐，张春桥于是陪同她另行寻找用餐之所。江青用餐完毕，却不愿回到原先众人等候的会议室，张春桥便示意众人跟随至她用餐之地。众人随张春桥前往，发现仍是江青认为“有风”的那间会议室。如此一来，会议室的多次迁移，加上江青用餐，耗费了大约两小时，上午的会议几乎未能顺利进行。当时，我不禁在心中浮现出张春桥在其他场合飞扬跋扈的形象，与他今日对江青的卑躬屈膝形成鲜明对比，宛若两人。

在江西会议的简报中，张春桥为江青出具了一份旨在开脱的“证明”。

江西会议启动之际，程世清率先进行工作报告，却遭到与会者的普遍不满。其报告未能详细阐述基本事实，例如，程世清是否与林彪同车从九江前往庐山？1971年8月，周宇驰驾驶直升机前往汕头寻找林立果，途中途经南昌，程世清是否与其有过接触？

那天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参加了会议，他们询问这些情况时，程世清总是以“记不清了”搪塞。比如，他说“至于林彪被接上庐山，究竟是乘坐我的座驾，还是林彪的车，实在是回忆不起了，你们不妨询问我的司机，他或许还能记得细节。”又言：“至于周宇驰抵达南昌之事，我实在想不起来具体情形了。”

面对此情此景，记录工作的我们亦感焦虑。李先念曾提前告知我和小许：“关于会议的进行方式，若你们有任何看法或建议，不妨直言不讳。”因此，我将自“九一三”事件以来，参与总政工作组并进驻空军三十四师期间，副师长王焕今向我们详述的陪同周宇驰（王曾担任其直升机驾驶教练）一同乘坐云雀直升机前往南昌会见程世清的经历，整理成一张纸条，呈递给了李德生。

李德生宣读了王焕今所交代的情况，随即，程世清便详细阐述了他与周宇驰的那次会面的始末。当晚，在一场仅限于小组成员参加的私密会议上，程世清一口气披露了他与林彪及其追随者之间的交往细节。

翌日，在一场与会者包括多位政治局成员的会议上，程世清进行了深入的交代与自我批评，我们随后在简报中对其进行了相应的报道。然而，午夜时分，江青却在此次简报的传阅草案上批注了“造谣”二字。这让工作人员感到极度紧张，经过一番努力，直至次日凌晨，风波才得以平息。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依据当时中央对会议简报发布流程的既定规范，我们草拟的简报初稿经会议召集人签字确认后，便首先递送至中央办公厅。经过初步审核通过，我们便开始印制清样稿，随后将其分发给当天与会每位政治局委员审阅。只有当无人提出异议，方可最终定稿并予以印刷分发。江青亦出席了此次会议，因此该期简报的清样稿需呈送她审阅。夜深人静之际，她在某句话下方划了一道粗线，并用箭头指向一旁，怒斥道：“造谣”。

负责传递文件的职员不敢有丝毫懈怠，即刻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进行了汇报。汪东兴于夜深人静之时抵达京西宾馆，在了解了一些情况后，他安抚我和小许道：“江青同志并未指责你们撰写简报的同志散布谣言，而是指认程世清在造谣。明天上班后，你们可以去找春桥同志询问，在庐山会议的那天，江青同志究竟是如何表述的，因为春桥同志当时也参与了华东组的会议。”

程世清在反思自己在庐山会议华东组会上对华北组第六号简报表态，以及支持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时表示：“在那日，江青同志在华东组会上已明确指出，若宪法中提及设立国家主席，则可能引发某些人的觊觎，然而我却固执己见……”江青否认曾言“有人就会伸手”，并指责程世清是在“造谣”。汪东兴指示我们寻求张春桥的证词，以核实这一言论。

上午上班后，张春桥在京西宾馆参加浙江会议。小许因害怕张春桥，就让我去问他。我将简报清样稿中江青批有“造谣”字样的那一页纸翻到上面，进到第二会议室，绕到张春桥坐的沙发背后，一面把简报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一面凑近他的耳朵说：“东兴同志，请您能否回顾一下那句话的具体情况。”

张春桥未曾回眸一瞥，探寻其踪者究竟是谁，便随手拿起简报稿，稍作翻阅。随后，他又快速翻至前后页，随即从口袋中掏出笔，在简报首页空白的背面迅速写下了两行字，大意是：江青同志当日并未提及“有人就会伸手”的言论，她所表达的是，若设立国家主席之位，便会有心怀觊觎之人。

”，随后在冒号后直接引用张春桥所写的内容。如此一来，张春桥实际上为江青提供了一份“证词”，表明那天江青所说并非“有人就会伸手”。经过这样的处理，简报被呈送至汪东兴处，此后再无人就此事追究。

张春桥在军委办公会议中，忽然拿起手提包，表示要提前离场。

张春桥跻身中央军委领导行列，是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彼时，中央作出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转而设立军委办公会议，并正式任命张春桥为该会议的成员。

1971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一项重要文件。文件明确指出：“中央决定，对军委办事组予以撤销，并正式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担任主持人，成员包括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等十位同志。该会议自成立之日起，即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全面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

自军委办公会议在景山西侧的三座门设立办公地点以来，我于1973年3月陪同总政治部昆明军区工作组组长、总政干部部部长魏伯亭，一同前往三座门会议楼一层会议室进行工作汇报。魏伯亭手持打印好的《汇报提纲》准备发言，然而，张春桥突然从沙发上起身，拿起皮包，用食指直指魏伯亭手中的《汇报提纲》，怒斥道：“你这是要照本宣科吗？你要是这么做，我立刻离开这里！”

张春桥的表演堪称拙劣，令与会人员皆感瞠目结舌。稍作停顿后，叶剑英及时挺身而出，试图化解尴尬局面：“魏伯亭同志，请您直接切入主题，关于具体数字，我们待会儿查看材料即可。”

魏伯亭，一位在全军范围内从众多优秀的军政治委员中脱颖而出，被选调至总政工作。他拥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思维敏捷，且经过各级政治主官岗位的磨砺，口才出众。在深入基层部队检查工作时，即便无需讲稿，亦能条理清晰、条分缕析。然而，此次他率领工作组前往昆明军区，周恩来总理与李先念同志赋予他一项特殊使命——在途中顺带对贵州“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进行调研（贵州省隶属昆明军区管辖），调研重点在于掌握贵阳钢铁厂生产恢复的具体情况。

自总政工作组将驻地由昆明迁至贵阳以来，不仅深入调研了贵州省军区系统“批林整风”运动的推进状况，魏伯亭同志亦率部分人员驻足贵阳展开调查。同时，他派遣了一个小组前往遵义地区，对“支左”部队在地方“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情况进行详尽了解。这一工作对组员而言，无疑涉及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在搜集的众多资料中，尤其是那些具体数据，单凭记忆难以全部记牢。鉴于此，我们特地为他们整理了一份详尽的材料。

在叶剑英的指示下，魏伯亭将《汇报提纲》搁置一旁，随即开始了他的汇报。我坐在后排，一边倾听汇报内容，一边翻阅着那份《汇报提纲》，发现他的陈述与先前准备的材料几乎毫无二致。汇报过程中，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不时插话，对某些情况提出询问，而张春桥则始终保持沉默。这或许是因为他对“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并不热衷，再加上会议伊始的怒气还未完全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