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一算 中国农民拯救国家几次中国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

第一次：解放战争时期，靠农村包围城市打败蒋介石军队，建立了新政权。土改实际就是均田地，让每个农民都拥有一定土地，勤劳的农民为我党提供充足的人力、巨大的物质和财富，有实力打败蒋介石军队。

第二次：解放后，1949年-1950年进城后，由于要负担城市警察、医生、老师、政府各个部门等等需要发工资，导致财政大量亏空。为了弥补亏空，大规模印刷货币，城市私人资本闻到血腥味，大量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新中国经济面临崩溃。这时候，政府从农村征集和购买了大量米、面、油、棉布等生活用品，把经济危机解除了。老农民把钱都存起来，没有投入市场，所以没有形成新的通货膨胀。城市私人资本被控制后，市面变得非常萧条，为了发展城市经济，政府开启大规模政府采购来拉动经济。政府大规模采购带来了大规模腐败和跑冒滴漏，导致更大的增发货币，但是这些货币购买了农民的米、面、油、棉布等生活用品。老农民又把钱都存起来，没有投入市场，所以没有形成新的通货膨胀。当时城市人口大约占12%，农民占88%，老农民帮助我党在城市站稳了脚跟，免于像国民党一样经济崩溃。

第三次：知青下乡。为了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为了解决城市年轻人口的吃饭问题，从50年代中开始就组织将城市中的年轻人移居到农村，尤其是边远的农村地区建立农场。从1955年至1978年,知青上山下乡总数为1776.48万城市年轻人。人民日报当时说的很清楚，“我们都有两只手 不在城里吃闲饭”，城市无法保证粮食，到乡下种地，起码能保证生存很多知青下乡，过得很惨，但是二千七百万（还有900万没下乡）待业青年，没钱、没工作、没房子、没女朋友、饭不够吃，在城市街道聚集闲逛，能过的好么？

第四次：1980年农民大包干，有一次救了中国经济。所谓“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当初的土改其实是一样的，都是按家庭人口分地。1980年当时城市人口大约占15%，农民占85%，农民兄弟人多势众，辛辛苦苦耕耘，又一次帮我们免于像国民党一样经济崩溃。

然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成功实施，催生出来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当时的转移渠道十分单一，主要靠城市吸纳，然而城市吸纳能力极为有限。这时候，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累计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1.64亿以上，对农民人均纯收入贡献达35％，创造了大量内需，产生了巨大的购买力。

中国第一次经济腾飞，国家基本没掏一分钱，也没有吸收一分钱外资，完全靠农民辛苦种田、辛苦创立乡镇企业实现的。而当时城市的国有企业普遍严重亏损，经济奄奄一息。

第五次、中国第二次经济腾飞，主要是沿海城市引进港澳台资金、技术、管理开办了海量的中小企业，出口创汇，靠出口拉动经济腾飞。而其中的工作主力，仍然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兄弟。

第六次、后来国际经济危机，出口不行了。国家开启大模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来拉动经济，又是几亿农民工充当了主力队员。

算一算最少六次，缺一次都不行。缺一次，经济都可能崩溃，一旦经济彻底崩溃，下场就和蒋介石一样，甚至更惨。

以前农民占人口比例大，给农民一把锄头、一把铲子，农民兄弟就能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农民兄弟又喜欢攒钱，把国家发行的天量钞票吸收存起来，避免大范围通货膨胀。而城市少数有钱人不仅聪明而且坏，囤积房子，每人躺在家里赚百万、千万、甚至几十个亿，而这里利润都是从刚需购房者身上榨取的血汗钱。

现在，农村都变空心了，过去意义上的农民占人口比例已经很低了，以后再也没有人为城市建设牺牲了，希望以后城市人民且行且珍惜。

他们救过国家六次，他们还能第七次救国家吗？

从解放战争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农民提供物资、住所到掩护伤员等等一切力所能及的支持，最终完成解救全中国的伟大目标开始。这是农民第一次救中国。

1958年，中苏关系恶化，为了还苏联债务，广大生活在农村的农民，他们吃树皮，挖野菜，帮助国家度过了三年还债的危机。第二次救中国。

第三次救中国：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的底子薄，工业基础弱，粮食不够吃。于是出现了大量城市市民的粮食问题。这个时候，农民接下了所有国家的“包袱”，接受大量的下乡“知青”，为国家解决了一部分无业城市人的吃饭问题。

交公粮：第四次救国。建国初期，我国各个方面都百废待兴。民以食为天，国家也不例外。此刻，又是农民承担起稳固国家发展基石的重担，“交公粮”稳定、解决整个国家吃饭的问题。

2008年，当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大量产品订单成了一纸废约，我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严重问题。这时，国家又出台“家电下乡”政策，农民又掏空了所有的家底购买了城市里堆积如山的商品。这是农民第五次救国。

农民进城买房——第六次救国。不得不承认的是，我国的GDP发展数据几乎就是土地GDP数据，而土地出售后，又几乎都是开发了大量的房产。当城市里开发的房产卖不出去的时候，国家动员农民进城买房，于是，农民又再一次把兜掏得比脸还干净，扛下了经济发展所有的责任。

时间的刻度来到了2023年，三年大疫，整个世界经济都萎靡不振，我们又遇到了经济发展的难题。拉动国家发展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市场订单大幅衰减，“投资”更是锐减，剩下的救只有“拉动内需”了。于是，农民第七次救国家的时候到了，这次农民还能救国家第七次吗？

1982年，我们的乡村人口是7.9亿，而城镇人口是2.1亿。最新数据显示，城镇人口有9亿，而乡镇人口只有5亿多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乡镇人口未必是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数量，而真正具有劳动能力的农民只有1.7亿，其余的都是留守儿童、妇女和孤寡老人。

靠1.7亿农民的消费拉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内需？似乎是有些悬。

另，据最新公开统计资料显示，曾经我们以为的财产二八定律，在我国早已经变成了2%的人拥有80%的财产。剩余的20%的财产，1.7亿农民手里又有多少呢？农民，想救国家第七次，恐怕也真的是有心无力了。

他们帮助国家度过了六次社会经济危机，所有人应该感激他们！

他们帮助中国度过了五次危机，本应该被铭记，更应该被善待，然而我们却忽视了……

第一次帮国家度过危机：1958年，中苏关系破裂，是他们靠自己的省吃俭用，甚至有大批的人因为没有食物吃而活活饿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帮助国家还清了我们欠苏联的工业债。

第二次帮国家度过危机：如果曾经不是农民交公粮，背负起城市人口生活的温饱，城里成千上万人口的口粮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的工业改革，科技兴国，百年复兴都将无从谈起。

第三次帮国家度过危机：知青下乡。在我国建国初期，粮食紧缺的关键时刻，城市人靠粮票都能买到食物的时候，又是他们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承担了养活城里一部分知青的重任。所谓的知青下乡，不过是城市已经负担不起那么多张没有工作，没有价值吃饭的嘴了而已。

第四次帮国家度过危机：拉动内需，家电下乡。2008年的金融危机，我想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至今还记忆犹新。世界经济的大萧条，让出口增值拉动国家经济的GDP无望，国家实行“家电下乡”拉动内需的政策，又是他们解决了过剩供应和产业转型的问题，是他们用手头仅有的、可怜的人民币买光了城里堆积如山的库存资产。

第五次帮国家度过危机：城市化转型，拉动国家GDP。在国家整个城市化进程中，他们以农民工的身份定义和姿态走进了本不属于他们的城市，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他们搞建筑、修下水、掏厕所，不怕苦、不怕累，在被城里人鄙夷眼光中，用自己的微薄收入筑起了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他们——农民。

他们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帮助国家度过了五次危机，然而，他们的默默奉献似乎也被我们在时间的静默中悄无声息的忘记了……

在城里人都一直在抱怨自己的社保金低的时候，在城里人觉得自己的退休金少的时候，我们可知现在这一批为国家做出默默牺牲贡献的农民，他们的社保金仅仅一百一、二十元！

农村农民的养老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我们应该感恩农民，善待农民，让农民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农民——他们是共和国的功臣，然而我们却亏欠了他们太多太多！

温铁军揭秘：资本动荡中，中国农民是经济四次渡劫的幕后英雄

"当全球经济危机四伏，中国却总能化险为夷——温铁军揭示：农民四次拯救了这个国家。从建国初期的工业奠基，到改革开放的乡镇企业崛起；从2008年金融海啸的缓冲垫，到如今乡村振兴的战略转型。那些在田埂上挥汗的身影，用勒紧的裤腰带和惊人的韧性，一次次托起中国经济的底盘。这不是偶然，而是根植于土地的生存智慧。"

当全球资本市场风声鹤唳，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再次高举“美国优先”大旗，西方印钞机轰鸣不止，美元周期性地挥舞着镰刀收割全球。一场场债务危机，就像被精心编排的烟花，绚烂之后，留下一地鸡毛。这不只是金融的狂欢与崩盘，更是深层结构性危机的总爆发。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问题总也绕不开：到底是什么力量，一次又一次地把中国经济从悬崖边上给拽了回来？

答案听着有点逆潮流，甚至土得掉渣，但却真实得让你没法反驳：是那些在泥地里刨食的农民。温铁军，一个总在主流经济学圈子外敲边鼓的“三农”问题专家，就捅破了这层窗户纸，直指中国经济反复渡劫的真相：农民，已经四次救了这个国家。

很多人听到这话，第一反应可能是嘴角一撇，心里嘀咕：都什么年代了，还指望种地的？可但凡你静下心来，把历史的卷轴一寸寸展开，就会发现这说法背后，是多么沉重又坚实的现实。

勒紧裤腰带的奠基石

第一次，得把时钟拨回到建国之初的五十年代。那会儿，新中国真是穷得叮当响，物资短缺，通胀失控，老百姓抱着一捆捆的钱，可能都换不来一袋米。苏联老大哥的援助是来了，重工业设备也陆续运到，可启动这一切的真金白银从哪儿来？工业化的第一桶金，到底是谁掏的腰包？

答案简单，甚至有点残酷。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用一种近乎不等价交换的方式，从农民手里把粮食收了上来。这些口粮，一部分撑起了抗美援朝前线的后勤，另一部分则源源不断地送进城里，喂饱了嗷嗷待哺的工业体系。

那些钢铁厂、兵工厂，还有“一五”计划里那154个奠定国家工业骨架的大项目，它们宏伟的身影背后，站着的是无数勒紧了裤腰带，把省下来的口粮交作公粮的农民。他们用自己的饥饿，为这个国家的工业化奠基。

野蛮生长的乡土力量

时间一晃到了1978年，中国迎来了第二次命运的十字路口。改革的闸门一开，最先感到压力的反而是城市。国企改革带来了下岗潮，大批知青返城，城里人满为患，就业系统几近瘫痪，社会稳定的地基都开始晃悠。就在这节骨眼上，又是农村，硬生生杀出了一条血路。

国家松开了捆在农民身上的绳子，“大包干”让土地重新有了活力，农民总算能自己养活自己了。但这还不是奇迹的全部。在几乎没有任何国家投资和资本扶持的情况下，两千万家乡镇企业，就在那广袤的田野间“野蛮生长”。

这些农民自己捣鼓出来的轻纺、制造、加工小作坊，短短几年，竟然撑起了全国工业产值的半壁江山。温铁军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根本不是什么资本的胜利，而是一场农民的“自我剥夺”。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完成了中国在被西方封锁下的第二次原始积累。国家不仅走出了外债的泥潭，外汇储备也开始有了点家底。这功劳，真不该只记在那些谈判桌上引资的精英身上，更属于那群一手拿锄头，一手转机器，创造出半个GDP的普通人。

谁是真正的避风港

2008年，华尔街一声巨响，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对出口极度依赖的中国经济，像是被瞬间踩了急刹车。东南沿海的工厂成片倒闭，几千万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一夜之间丢了饭碗，只能卷起铺盖回老家。直到这时，大家才猛然惊醒，原来过去那种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美国信用泡沫之上的海市蜃楼。

城市失业率飙升，社会矛盾一触即发，这局怎么解？这一次，又是广阔的农村，扮演了那个深不见底的“卸压池”。国家反应也快，立马调转船头，把原本补贴出口的钱，直接砸向了农村，“家电下乡”和“汽车下乡”就是最典型的操作。

返乡的农民工没有成为流民，他们带着在城里打拼攒下的血汗钱，回到了家。他们不但没闹事，反而响应号召，掏钱买电视、买空调，甚至背上贷款去买小汽车。每一个默默无闻的农户，都成了点燃内需市场的火种。城市里堆积如山的工业库存，就这样被巨大的农村市场悄无声息地消化了。一场可能引发剧烈社会动荡的危机，最终在乡村的广阔腹地中被化解。这背后的代价，只有我们自己清楚：被掏空的村庄、留守的老人和孩子，还有为了短期生产而被过度消耗的土地环境。这是那些习惯于保护本国资本的西方城市精英，永远无法理解的牺牲。

最后一张底牌

进入2020年代，中国经济又一次站到了一个艰难的转型关口。对内，房地产的雷还没排完，地方债高悬，人口红利也快见底；对外，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的声浪越来越高，美元持续走强，依赖外需的老路子眼看就要走不通了。

面对空前的挑战，国家的目光，再一次投向了农村。这次的药方，叫“乡村振兴”。这不再是简单的发补贴、去库存，而是一场深刻的结构性重塑。生态农业、碳汇经济、土地集约化、高标准农田……国家试图把乡村的价值重新定义。

它不再仅仅是粮食和劳动力的供应地，而被提升到了具有生态价值、能够稳定人民币币值、关乎国家金融主权的战略锚点的高度。温铁军之所以反复强调农民的力量，正是因为他看到了中国经济内循环的真正底盘，不只是城市的消费升级，更是广袤农村所蕴含的生态本位价值。这无疑是一场硬仗，必然会触动既有的利益格局。

结语

为什么一次次在危急关头力挽狂澜的总是农民？这并非因为他们天生高尚，而是由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城乡二元结构决定的。城市经济像一台精密的机器，一个齿轮坏了，可能整个系统就得停摆。而农村，本质上是一个松散的柔性结构，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天生就具备吸收和缓冲系统性风险的弹性。

一个城里人，失业一个月可能就活不下去。但一个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收成不好，可能也只是叹口气，勒紧裤腰带，来年接着干。这不是麻木，而是一种根植于土地的强大韧性。正是这种沉默的力量，支撑着中国穿越了一次又一次的风浪。

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可以永远建立在对一部分人持续的牺牲和索取之上。四次救赎，每一次都伴随着巨大的代价，农村的凋敝和城乡的撕裂已是沉疴。好在，国家已经开始正视这一切。从连续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到《乡村振兴促进法》，都在试图弥补历史的欠账。

但更深层次的问题依然摆在面前：如何让下乡的资本真正惠及小农，而不是把他们挤走？土地规模化之后，如何保障农民的主体地位？谁来将农业真正升级为高科技产业，而不是让其停留在辛苦劳作的轮回中？从温铁军的讲述里，我们得以窥见中国经济渡劫的底层逻辑。正如他所说：“每当国家体系陷入困局，最终出手的不是那些华尔街的学徒，而是田埂上的百姓。”他们是最容易被遗忘的群体，却扛起了这个国家最沉重的命运。倘若未来还需要“第五次拯救”，那奇迹，一定不会来自外部的恩赐，而必然源自于从乡村深处，再次生长出来的那种强大的、坚韧的自我修复能力。

中国农民是大英雄，历史不会忘却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