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张和爱人结婚三年了，住在郊区一套不到100平米的小房子里，夫妻俩都是普通企业员工，每月收入加起来一万五左右。最近，他们的父母又开始催生了："你们都30岁了，再不生就晚了！"每当这时，小张就会掰着指头算账：生一个孩子，从怀孕到产后恢复，妻子至少要停工半年，少了大半年收入；婴儿奶粉、尿不湿开销不菲；找个保姆照顾孩子，工资起码四五千；以后还要上学，学区房、课外班样样不能少……越算越心惊，小张和爱人决定，还是再等等吧。

这样的计算和纠结，正在无数年轻家庭中上演。

数据显示，中国2024年出生人口为954万人，虽比2023年增加了52万人，实现了自2017年以来首次回升，但这更多归因于疫情后的生育补偿效应和龙年生肖偏好。与高峰期相比，出生人口已跌去近一半，且总人口连续三年负增长，2024年末为140828万人，比上年减少139万人。

老龄化程度也在持续加深，2024年60岁及以上人口达3.1亿，占总人口的22%；65岁及以上人口为2.2亿，占总人口的15.6%。预计到2035年，我国将有约4亿老人，占比超过30%；到2050年，老人数量可能突破5亿，占比超过40%。

面对这样严峻的人口形势，那些简单粗暴的"催生"口号早已失去效力。一味强调"多生孩子是为国家做贡献"的说辞，在高房价、高教育成本、高医疗支出的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年轻人不是不想生，而是不敢生、不能生。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马光远早在十年前就曾指出的那样，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不在于生育政策本身的放开与否，而在于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和社会资源重构，降低育儿家庭的综合成本，提高养育孩子的社会化水平。马光远认为，中国的人口政策需要从"控制数量"向"优化结构、提升质量"转变，从"限制生育"向"支持生育"转变。这一思路，如今正在被实践所验证。

近几年来，从全面二孩到全面三孩，从"告诫式"计划生育到"鼓励式"生育支持，国家的人口政策确实在发生根本性转变。尤其是2024年10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标志着国家真正从治标转向治本，开始构建系统性的生育支持体系。

什么是"换路子"？就是从简单地呼吁"多生"，转向解决"敢生""愿生"的核心问题。

首先，在育儿补贴方面，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发"真金白银"。湖北天门市推出的"生育7条意见"，包括发放育儿补贴、减免孕育费用、保障产假待遇、提供托育服务等措施，使该市2024年新生儿出生人数同比增长17%，8年来首次由降转增。这不正印证了马光远所说的"经济激励是促进生育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在天门，二胎家庭一次性可领取5000元补贴，三胎家庭可领取1.2万元；在福建三明，二孩每月可领取500元补贴，三孩每月1000元，直到3周岁；在四川成都，对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给予每孩每年分别1000元、2000元的补贴，发放至孩子3周岁。

其次，在住房保障方面，一些地区开始针对多子女家庭提供更多优惠。比如南京对三孩家庭购买首套住房，契税减半征收；河北廊坊为三孩家庭购买首套住房提供最高30万元的贴息贷款；山东济南则推出"生育即落户"政策，为有孩子的家庭降低落户门槛。

再次，在托育服务方面，国家正加大对普惠托育机构的支持力度。2025年1月，国家发改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普惠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7年，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5.5个以上，基本建成普惠、均衡、专业、优质的托育服务体系。

这些举措不正与马光远提出的"要建立全方位的生育支持体系，包括经济补贴、税收减免、住房支持、托育服务等"不谋而合吗？

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的补贴，效果还是有限的。真正的"换路子"，还体现在对生育文化和社会价值观的重塑上。

我们注意到，最近几年公共舆论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从强调"职场女性的独立自主"，到更多关注"家庭友好型职场环境建设"；从宣扬"丁克生活的自由潇洒"，到更多讨论"养育子女带来的幸福感"；从鼓励"拼命工作争取事业成功"，到更加重视"工作与家庭的平衡"。这些变化，反映了社会对生育与家庭价值的重新审视。

马光远曾指出，"生育不仅是私人选择，也是社会责任，需要全社会形成支持生育的价值共识。"他认为，应该通过媒体引导、文化建设等方式，改变"少生即幸福"的错误观念，营造尊重生育、支持家庭的社会氛围。如今，这一理念也正在政策层面得到体现。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目前的生育支持政策与实际需求之间还存在不小的差距。

以托育服务为例，虽然国家提出了明确的托育设施建设目标，但当前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不足10%，远低于发达国家30%-50%的水平。而且，现有的托育服务多集中在城市地区，农村地区的托育服务供给严重不足。

在育儿补贴方面，虽然各地纷纷出台补贴政策，但金额普遍偏低，远不足以抵消家庭的育儿成本。据统计，在城市地区抚养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平均需要花费约80万元，而现有的补贴政策能够覆盖的比例不足5%。

在职场环境方面，虽然法律规定了女性的产假权益，但在实际执行中，女性因生育而遭遇职场歧视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许多企业仍然倾向于雇佣无生育计划的员工，导致女性在就业与生育之间面临两难选择。

我们的一位朋友小李就深有体会。她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刚刚度过了最忙碌的30岁。"我和老公都想要孩子，但我们谁都不敢先开口。"她坦言，自己所在的行业竞争激烈，一旦因为生育中断工作，就很可能被快速替代。"公司表面上说支持女性生育，但私下里，大家都知道请完产假回来，位置可能就不在了。"

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更加系统性、长效性的政策支持。正如马光远所强调的那样，应该建立"生育成本社会化分担机制"，通过财政、税收、社会保险等多种手段，将生育成本合理分配给个人、企业和政府，形成多方共担的局面。

同时，也需要深入推进养老体系改革，降低年轻一代的养老压力。"4-2-1"的家庭结构（四个老人、两个父母、一个孩子）已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现实，如果没有完善的社会养老体系，年轻人不仅要面对抚养子女的压力，还要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上有老下有小"的双重压力必然会抑制生育意愿。

此外，教育体制改革也是解决生育问题的关键一环。当前，过度竞争的教育环境和高昂的教育成本，是很多家庭不敢生育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真正推动教育资源均衡化，减轻家庭的教育负担，才能从根本上提高生育意愿。

马光远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解决人口问题不能仅靠提高生育率，还需要通过提升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等多种途径。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1.21年，比2023年提高了0.16年。这意味着，虽然人口数量在减少，但人口素质在提升，人才红利正在逐步替代人口红利。

在人口形势已经不可逆转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技术进步、效率提升来应对劳动力短缺，如何通过智能化、自动化来减轻养老负担，如何通过区域协调发展来优化人口分布，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重要课题。

由此看来，国家确实"换路子"了。从简单地强调"多生"，到系统性地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从被动地应对人口危机，到主动地谋求人口高质量发展；从短期的数量管控，到长远的结构优化。这一转变，恰恰印证了马光远等前瞻性思想家多年前的洞见。

人口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多方协同努力。作为个体，我们或许无法改变宏观政策，但可以调整自己的生育观念和家庭规划；作为社会一分子，我们可以共同营造尊重生育、友善家庭的社会氛围；作为政策的关注者，我们也可以为更加科学合理的人口政策建言献策。

只有当整个社会形成共识，真正将生育视为一项社会责任而非个人负担，将养育子女视为一种幸福而非压力，我们才能走出人口困境，迎来人口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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